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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陈维镖:15年助千民众解怨促和谐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3-11-13    点击率:6823次

 

  ·他多年依法维权解民怨,一直践诺“维权即维稳”

  ·他承办的众多典型案例,有力推动法治和社会进步

  ·从法学博士到“十大法治人物”,他仍奔走于法治之路

盟员陈维镖:15年助千民众解怨促和谐

  今年3月,经过社会各界公开投票,陈维镖当选“云南十大法治人物”,成为云南民主党派和律师行业中唯一获此荣誉者。“有人说,和谐稳定是政府的责任,而我的当选说明,社会需要公平正义,需要律师发挥在维护公平、化解矛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表示。

  作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同盟会的一员,陈维镖律师对荣誉看得很淡“在人生旅途中,获奖只是一种助推器,而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器。我不敢低估前行路上的障碍阻力,即使艰险环生,也决不因此而放弃。”

  而事实上,陈维镖执业10多年以来,承办了大量的公益诉讼及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如2010年的“‘云南许霆’何鹏案”、为弱势群体开展的数十起“一元代理”案件,“云南首例见义勇为人身损害索赔案”、“杨百万遭恶意欠薪自杀案”、并且在2006年最先提出恶意欠薪应当追究刑责任的观点,推动了司法进步,先后用法律知识助千民众化解了怨恨和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公益代理群体事件 15年化解上千民众怨气

  时间回到1997年春节,昭通。一辆核载19人的中巴车载客50多人,从城区开往大山深处的田坝乡。这些乘客,都是在外打工回乡过年的农民。中途,悲剧发生了,中巴车翻下山崖,造成14人死亡30多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

  事发一年多,死者家属及伤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死者亲属怀着满腔的怨恨到昆明静坐上访。陈维镖得知情况后,无偿为死者家属及伤者提供法律援助。

  经过调查发现,之所以死伤者迟迟得不到赔偿,是因为车主家在当地“很有背景”。死伤者家属们不懂法律程序,最初对陈维镖能否为他们讨回公道半信半疑。在他们眼中,法院会官官相护,只有给政府施加压力,问题才能解决。

  经过陈维镖的多方努力,此案在3个月内就得到了公正的处理,死者家属及伤者获得了共计50多万的赔偿。肇事者也被判刑。上百名死伤者家属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抚慰之后,对法律充满信心,最终息访。

  次年,他在医院照顾被轿车撞伤的母亲时,遇到当地的农民兄弟,当他们知道他的律师身份后,对他嗤之以鼻。面对不太友善的言语,出于职业敏感的他了解到,乡政府欠了他们的钱,请律师打官司没人敢接,法院不受理,了解具体情况后,他毅然接受了这个法律援助的案子。几经波折,村民终于拿到了执行款。化解了民众对政府的怨恨。

  陈维镖代理的群体性事件诉讼,还有很多。从他从事法律工作的1996年至今,代理了几十起群体性诉讼,涉及民众达上千人。他用自己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上千的民众化解怨气,普及了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稳定。

  在人情社会的中国基层,为底层的民众代言势必会得罪众多势力,但他并不在乎。“我所做的,就是通过法律,让对立走向和解,让社会少一些怨气,多一些和谐。”陈维镖说。

  代理百万富翁自杀案 建议刑法增设“恶意欠薪罪”终实现

  2005年8月14日早上8点左右,昆明西山区,曾经的百万富翁杨茂德被恶意欠薪,不得不贷款和借钱偿还工人工资,最后无法支撑破产了,债台高筑的杨茂德在亲手建盖的综合楼里服毒自杀。这就是当年云南著名的“杨百万自杀案”。

  陈维镖作为死者家属的代理人,写下5000多字的代理词,其中特别建议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

  “国际上很多国家规定,欠钱恶意不还的就构成犯罪,而在我国,这方面观念还没转变过来,在法律法规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刑事立法上对是否构成犯罪的确定,首先就是看其是否造成社会危害,如果构成社会危害,就可以确定构成犯罪,确定罪名。而拖欠工程款的社会危害性恰恰就非常大。施工企业所用的民工是社会最底层民众,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付出艰辛的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一旦发生欠薪,就难怪民工上访、堵路,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可以考虑修改《刑法》,增加相关规定。或者由全国人大以单行决定的形式,确定这个新的罪名,以保护施工企业及广大民工的合法权益。”陈维镖认为。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国终于有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开展贫困群体“一元代理” 成为司法援助制度的新实践

  2009年9月,陈维镖在其担任执行主任的云南法闻律师事务所开业时,决定实施“一元代理”业务。为此,还亲自制订了《一元代理法律帮助实施细则》,针对贫困的农民工群体、重度残疾人、城市下岗或低保家庭、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只象征性的收一元钱的代理费或者辩护费。

  此后一年,陈维镖和同事一起,为弱势群体实施了数十起“一元代理”案件,这是其一直践诺的“法不阿贵”法理的沿续,“一元代理”也成为律师对司法援助制度的新实践。

  现实生活中,很多弱势群体想通过官司维权却又心生怯意,特别是困难群体更是打不起官司。原因在于,成本太高,律师费加上诉讼费就是一大笔钱。此外,花费的时间较长也让人却步,“往往是很多申冤的人从黑发打到白发,才等到判决下来。”

  这项服务受到诸多好评。“这在昆明算是一种全新的法律服务尝试,它的实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损害行业利益,但是符合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与心理需要,可以理性对待。”长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心理研究的专家认为,以实际行动更多关注社会特殊群体的心声,并非只有道德意义,更有深层的社会效益。

  陈维镖表示,自己也是从贫穷农村走出来的,深知民间疾苦,因此宁愿自己贴钱也要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同时,也是为了实践“法不阿贵”的公理,这也是他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所训之一。

  “一元代理”已经成为律师对司法援助制度的新实践。

  义务代理“云南许霆”何鹏案 合力推动司法进步的典范

  2010年1月16日,“云南许霆”何鹏终于获释,此前1年多的时间里,陈维镖作为义务代理人,一直为其奔走努力,终得善果。

  事情还得从2001年3月2日说起。当时身为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何鹏,用自己原本余额只有10元的农行卡,先后在不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224次共计42.97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3月,陈维镖接受何鹏父母委托,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此后便为此案多方奔走呼号。“接手这个案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同情,何鹏的父母这么执著,一直在申诉,还是被驳回了;二是确实觉得此案在定性方面有问题,没有追究有过错的银行而只追究了何鹏的责任。”陈维镖分析说。

  2008年4月,陈维镖到监狱会见何鹏。会面第二天,陈维镖就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此后,他又赶赴北京,邀请著名的刑法学专家高明暄、赵秉志、周道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论证会。尽管三位专家对何鹏一案的定性观点不一致,但大家能达成的共识是:司法机关查明和认定的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何鹏构成盗窃罪,原审法院对何鹏的量刑也过重,有违刑法总则中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陈维镖认为,“许霆案和何鹏案看上去很类似,都是由于ATM机引发的,但许霆是利用ATM机发生故障,取一百元只扣一元钱;何鹏是卡上突然出现巨款,任何ATM机上都能取款。银行找他前算不当得利,如果不还叫侵占,后来他都返还了,甚至连利息都返还了,哪里有盗窃连利息都返还的?既然许霆案都能改判,为什么何鹏案就不能呢?”

  通过陈维镖律师的不断努力,媒体的介入,2009年11月24日,云南省高院对何鹏案进行了改判,罪名仍是盗窃罪,但刑期缩减为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已服刑8年多的何鹏终于在2010年1月16日凌晨回到家中。

  法学界和媒体认为,此案是合力推动司法进步的典范案例。

  加入民盟 “继承先辈事业促进社会和谐”

  “加入民盟,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起点,我将继续先辈的事业,尽自己的力量以实事推动我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宽恕,胸怀大局,尽忠尽职。”陈维镖坦言。

  对于律师生涯,陈维镖有着这样的感叹,“律师应该成为法律的传教士,用毕生精力将法治的精神和光芒,辐射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让那些生活在法治光芒里的人,感觉更温暖,为那些无法享受法治温暖的人,送去感受温暖的希望。无论是咨询时的苦口婆心,还是开庭时的唇枪舌战,以及非诉业务中的殚精竭虑,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传导法治的理念、重塑法治的精神,都让接受我们服务的人,更进一步的了解法律和法治。”

  陈维镖表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民盟这个大家庭里不断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践行民盟“以天下为任己、甘于奉献”的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