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积金第一案的乡党暗流，三名纪委书记的陨落密码。本书揭示了最震撼人心的官场潜规则，勾勒了权钱交易的路线图与普通民众的艰难命运。
本书作者罗昌平是《财经》杂志副主编，本书深度调查了目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嘉禾拆迁事件及郴州官场腐败案，并剖析其发生的来龙去脉。书中展现的“乱子”大抵是当地上层精英或权钱交易，或权钱结合，鱼肉百姓并制造官民冲突。本书也是中国政情的反映。
书中，重点提到一个概念——递罪原则（或递错原则）。
所谓递罪原则，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递罪原则的运行具备如下要素：
●存在并适用于高度集权的公权力系统之内；
●权力施暴带有公开性、连环性和自动性，以及谎言包装下的“合法性”；
●不创造财富，但有利益交换，包括官吏的敛财、商贾的暴富以及缓冲地带的掮客空间；
●自上而下的塔状结构中，受害的是位于最底层的公民权利。
序-胡舒立
结识昌平，缘于他的反腐报道。2006年夏，他加盟《财经》杂志，此后，始终没有放弃他热爱和擅长的方向 反腐调查。甚至为不少新闻人淡忘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始终在这位“80后”年轻人身上燃烧，这一直让我觉得可贵。
恰在2006年，中国迎来了一波政治性反腐周期的高峰。本书所述的郴州官场腐败窝案，正逢其时败露。
昌平曾在《财经》参加报道上海社保案（中共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富豪张荣坤）、北京城建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青岛李薇案（中共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问题首富”黄光裕系列案（黄光裕、杜鹃夫妇，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财经》惯常团队作战，而昌平在团队中往往是尖兵、是骨干、是带头人之一。
相形之下，郴州官场腐败窝案调查的作业方式有所不同：这一案件的调查主要由昌平独力完成。作为湖南人，昌平对此案著力甚深，且用时甚长，最后有此作品。
过去数年间，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引发的舆论震荡，一直在海内外持续。
在昌平看来，许多观察人士主要关注中共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中共郴州市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的性质及人事冲击波。不过，倘若综合考虑“嘉禾拆迁案”“全国第一公积金案”等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郴州系统性腐败的破坏性与后遗症，实属罕见。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也是他在此次调查中的反思重点。在书中，还可感知昌平的细心与敏锐，并可分享他对表象背后的真相的持续追求。
新闻是易碎品，而好的记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让新闻不碎。我赞赏昌平和我所有的年轻同仁为此做出的努力。特为此书序。
（本文作者系《财经》杂志原主编）
正文 前言：红道无常（1）
曾锦春的最后时光，至今悬于最高人民法院迟迟未示的一纸死刑复核。
这名前郴州市纪委书记的罪与罚，之于公众，自然仍被定格在“死刑，立即执行”的两审判决上。太多的人，尤其是郴州的那些苦主相信，一个对等曾氏罪恶的终审死令总归是要下达的。
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发生至今，仍然余波未尽，一些后续的人事震动仍在继续。链条终端指向何方，目前尚无定论。
但是，这起发端于2006年南方一隅的惊天连环大案，却已成为一面透视镜，可以清晰地审视这个转型社会的真实面目。我无意中计算的一笔账目，更是可怕地展示了其间金钱与权力泛滥的缩影。
根据目前已查证或审结的郴州六名厅级官员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城建副市长雷渊利 的全部涉案司法材料，他们累计被查证的贿赂、贪污、巨额不明财产共计2.09亿元。加上处级干部、郴州市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用于澳门豪赌的5854万余元挪用款和6038万余元贪污款，这个数字迅速翻至了3.2亿元。
3.2亿元，对于人口接近500万的郴州市，意味着什么？
对照来自郴州政府的数据，答案不言而喻。在郴州大案集中爆发的2006年，其地方财政收入首破30亿元大关，3.2亿元等于其十分之一；而当年郴州市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首破万元大关，农民人均纯收入尚不足4000元，3.2亿元对于他们便是一年纯收入。
而在中共郴州市委原11人的党委领导班子中，贪腐被查者占到5人（雷渊利非常委），有人戏言他们可以在监狱开常委会，这意味着什么？雷渊利法庭受审之时，自称在郴州贪官中他只能屈居第12名，这又暗示了什么？
这是一个发生在湖南人身上的故事。在这个芙蓉国度里，酒、辣椒、槟榔被无节制地狂饮滥食，这种暴烈的特性在金钱与权力的层层掩蔽下，通过蛛网迷宫般的血管与神经穿透各色躯体，造就了耿直的性格与顽固的劣根，并左右着现实的种种博弈。
如今，在有机会审视较为完整的事实之后，百端待举之时，我们可反思之处颇多。
A
本书中，我重点提到一个概念 递罪原则（或递错原则）。
所谓递罪原则，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递罪原则的运行具备如下要素：
存在并适用于高度集权的公权力系统之内；
权力施暴带有公开性、连环性与自动性，以及谎言包装下的“合法性”；
不创造财富，但有利益交换，包括官吏的敛财、商贾的暴富以及缓冲地带 的掮客空间；
自上而下的塔状结构中，受害的是位于最底层的公民权利。
递罪原则是相对于纠错机制而言的。民主与法制社会良好的纠错机制，正是其自我修正的一种制度设计。而递罪原则恰恰相反，其存在并蔓延的土地或温床，是不受制衡与监督的公权力。它通常自大颟顸，肆无忌惮地视公民权于无物，一旦遭遇阻碍其大行其道的公民权时，便以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正义行为强行碾过。
这一概念的得出，始于我与知名学者萧瀚的一次对话，主题是湖北邓玉娇案。
当然，递罪原则并不局限于行政过程中，甚至还被广泛应用于公权力授予过程 官位的授予 上，其变异的模式正是官位买卖。
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昭然之时，我与同行们已率先对案情进行了报道，并借力于学界对腐败现象进行经济学思考。
经济学家习惯于套用经济学原理，将官场腐败分为若干层级，其中比较通俗的分类即三层级：官场低层次腐败是“雁过拔毛”，为一般性贪污挪用之类，如本书所述的李树彪挪用公积金到澳门豪
赌；中层次腐败是公权力的寻租，如宣传部长樊甲生、城建副市长雷渊利通过职务之便实现钱权交易；高层次腐败是出售公民行政委托权，即官位的授予，这一点在本书主要集中于拥有人事任免权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及拥有通过查办干部获得人事二次分配权的纪委书记曾锦春。
《财经》杂志原主编胡舒立曾评论，当人事买卖大行其道时，实际派生了人事寻租远比一般性权力寻租更为扭曲的交易原则，其中关键的特点是成本相当高昂。即“官位”交易并不止于位置本身，而是“腐败权”，在于通过所得商品（即官位）带来的收益机会。其均衡价格只能是未来长期一系列腐败行为所带来的现金流总和的贴现。
要实现正收益或更高的回报，通过腐败行为获得官位的交易者，必然会再度实施腐败行为。这正是递罪原则在官位买卖中的广泛应用。
目前尘埃落定的郴州官场腐败窝案所涉官员之众生图谱，无不证实了这种可叹的现实。而进一步的错罪传递，则是官位交易市场中的“劣官驱逐良官”，这正好符合经济学逆向选择原理所列举的“劣币驱逐良币”。
要根治这种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只能变自上而下的权位授予为自下而上的民意选举，通过逐层递选的方式，将行政委托权归位并还之于民。而在地市及县级政权，尤其像郴州这种有案例相佐之地，更是举力实施的契机。
B
在描述郴州这一权力架构与秩序时，我套用了“红道”这一新词。解释红道之前，有必要阐述白道、黑道之旧义。
所谓白道，天文学的专业解释是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投影在天球上的大圆（moon’s path）。但华夏五千年文明凝结的另一定义，则演变为警察、政府官员等拥有合法身份者的行为准则与活动空间。
至于黑道，则是夜间没有光亮的道路（dark road），由此引申为盗贼的行径（robbery），或江湖上的邪派网络、黑社会诸组织（outlaws）等。
此处“道”者，盖为其间行者的活动空间与准则秩序也。
在古典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中，非黑即白体现的正是传统二元结构。彼时，社会形态体现为“宗族、礼教”等级森严的制度，即以孔孟圣贤之道为指引，形成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以此为中心，又辅以宗族组织形态、礼教制度
一个简单的三角图形，可清晰表达社会制度的三个基本元素 价值体系、组织体系和规则体系。古典社会中，礼义法度系圣人根据人性制定，其权威性与可行性不言自明。礼甚至是法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尺度，法从属于礼。
上承虞夏，下至明清，中华法系负载数千年史印，它的终结始于一场西法东渐的修律运动。但礼法作为这一法系的灵魂，即使在西法根植中国已逾百年，且枝繁叶茂、日渐昌明的今天，也是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幽灵。若加对比，关键还在于价值体系的差异，以及制度生成的顺序存在根本性对立。（如下表所示）
价值体系 组织结构 互动规则 制度生成
古典 宗族集体 族群 礼义法度 自上而下
现代 个人价值 团体 契约法律 自下而上
这使得一个古典中国在艰难过渡到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变异，抑或是某种过渡。根据传统的黑白二元之分，我将这一新派生的社会形态称为“红道”。
红道脱胎于传统古典社会形态，又与现代社会相差甚远，是一个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的过渡。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以夺权或争钱为主导的个人价值观；
关系网络与利益集团；
以金钱与权力为主导的“劣驱良”制度。
至于这个三角形的制度生成，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授权程序，但在价值观上已体现了从集体向个人的缓慢转变。
根据传统的观点，白道拥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的合法性。而红道取其两者所长，批着合法外衣大行腐败之事。
这种变异的制度通过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它遵循一种类江湖规矩，并由此演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
故而红道人士，虽然时常做出非法的行为，却因拥有合法的身份而受到庇护。至少在犯罪成本上，已非黑道人物所能比。本书第二卷所述曾锦春之流，莫不是此中代表人物。
C
公权腐败的社会问题悬而未解多年，舆论始终都在反复追问。尽管后者尚难从根本上推动变革，却足见其所代表民意的不屈不挠。此时，共和国改革大业已入而立之年。
规律的必然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巧合，国内国际的大环境恰恰也在这一历史关头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甚至招致对改革本身的质疑；国际上，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陡增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作为其中一分子，面临的挑战不少，而游戏规则亦在悄然改变。
有观察者通过两条曲线演示国际环境的变化：第一条是政治曲线，即冷战以来西方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以及对外的武力干涉政策；第二条系经济曲线，事关发展的周期、结构、增率与模式等。
政治曲线在冷战及科索沃战争时已达到最高点，经济曲线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风暴亦已反复触底。一个调整与重组的机会由此产生。从这个意义上可知，历史于中国的改革大业不是一种巧合。
可做之事实在太多，在通往民主与法治的漫漫长路上，遏制腐败重要的一条引线，应为“阳光法案”的举力实施。
所谓“阳光法案”，即指在中国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
郴州官场腐败案即提供了证明：如曾锦春之子年过30，不再需要“抚养”；其女婿混世出身，却得以主政一方治安。曾氏滥权受贿的行为，正直接发生在这些成年至亲身上。若其家庭的财产均依法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会对这类犯罪行为形成显著约束。
1亿元，仍然不能填补曾锦春这个副厅级官员的欲望，他又何来执鞭自监？
阳光法案作为已在全球90多个国度广泛应用的反腐手段，业已证明其有效性。加之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公约》，其中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许诺，更增添一份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但是，国产阳光法案持续20年论证未果，它的际遇就是公权力无法被有效监督的际遇。
纵观国际格局，中国必须主动抢位，决不可守株待兔，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争取所谓“一箭定天山”式的安全效应。
罗昌平
2009年9月9日
正文 目录 序 ／1
前 言 红道无常 ／2
人 物 ／1
第一卷 红与白
第一章 夺命爆炸／2
第二章 雇凶杀人／7
第三章 大秘之死／13
第四章 意外之渔／18
第五章 递罪原则／24
第六章 赌棍沉浮／30
第七章 三个不准／37
第八章 嘉禾拆迁／43
第九章 传媒合奏／50
第十章 集体滥权／62
第十一章 三赴嘉禾／67
第十二章 两种命运／72
第十三章 寡头之盟／78
第十四章 双重杠杆／84
第十五章 私家银行／88
第十六章 机构阳谋／95
第十七章 三玩市长／98
第十八章 诗人下海／106
第十九章 乡党凋零／113
第二十章 第一夫人／119
第二十一章 文人当道／124
第二十二章 人鬼之间／128
第二十三章 流水的官／134
第二卷 红与黑
第一章 一号对象／142
第二章 教父前传／149
第三章 切割理论／158
第四章 螳雀之争／163
第五章 赵德忠案／169
第六章 命案重翻／175
第七章 棘手侦探／181
第八章 生死判官／186
第九章 西西里化／191
第十章 “双规”商人／196
第十一章 艰难对峙／201
第十二章 执法产业／205
第十三章 两头通吃／209
第十四章 苦主逃亡／213
第十五章 中间生意／217
第十六章 堂·吉诃德／221
第十七章 护矿大队／227
第十八章 法外行动／231
第十九章 三份遗书／236
第二十章 丑闻灭火／241
第二十一章 甲生甲生／246
第二十二章 决斗法官／251
第二十三章 敲诈“两极”／259
第二十四章 牛栏关猫／264
第二十五章 公民合力／270
附录一 审判进程 ／274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76
附录三 作者代表作品 ／277
后 记 ／28
正文 人物介绍（1）
李大伦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1950年10月出生，湖南常德人。矮个子，黑皮肤，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片背后，总用狐疑的眼光对视别人。他以“笔杆子”进入官场，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引以自勉，但高达3200万元的巨额家庭存款成了莫大的讽刺。有人评价他主政郴州的七年，“前三年为人，后四年做鬼”，他在经营“郴州官市”的同时，还与他的常德老乡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郴州城建市场。
曾锦春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留恋权柄的他两度改小自己的年龄，以至于年届60时正好赶上了这一轮整肃风潮。郴州汝城人，黝黑粗壮，表情阴沉，说话粗声大气。更典型的特点是，他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面向行贿者，面向上访者，也面向新闻记者。他以一种“地头蛇”的姿态控制着郴州的矿产资源，并与“空降兵”李大伦达成联盟。这种契约不是彼此锱铢必较、相互钳制而达到静态平衡，而是一种以投资而不是以交易为指向的相互妥协和相互照应。
逝者
周兵元 矿老板、政协委员，这些头衔将他勾勒为一个典型的红顶商人。他生于1958年9月12日，郴州临武人，早年的政治资源迅速转化为商业机会，但隐匿于暴富背后的是对那种原罪的追溯。那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不仅夺去了他的生命，也使郴州矿山黑幕显山露水。同时，也暗合了2003年在共和国领土上层出不穷的富豪劫难。
肖鹏金 郴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他因联系城建、公安等领域而权重一时。不要小瞧“秘书长”的能量，这个职务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上传下达和下传上达的重要纽带，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近年来还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他是继周兵元之后郴州一周内发生的另一桩恶性命案中的遇难者。两事合力遂成郴州官场的滑铁卢。
曹华 永兴县法院执行二庭原庭长，一个基层人民法官。当周兵元被炸案的轰动在民间得到模仿后，像曹华这种拥有一种权力且有着徇私舞弊嫌疑的公职人员，自然成了无处申诉的底层弱势群体的报复对象。
腐吏
李树彪 郴州市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郴州宜章人。由于曾出现在肖鹏金被害现场，李树彪接受警方调查时意外供出自己挪用公款赌博。
雷渊利 郴州市原城建副市长，1953年10月2日出生，郴州嘉禾人。他为官历史悠久但未必光明灿烂，从一名中学教师到副市长，他为这段政坛之路足足耗费了33年时光。早年的贫穷似已成为他腐败的借口。李树彪盘根错节的“住房公积金利益链”成了他案发的导火索，但在法官面前，他更乐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
樊甲生 郴州市委原宣传部长，52岁的他生于郴州资兴市，撒谎就是他的职业，脸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是他的基本职业素养。他直线升迁的逻辑符合“劣官驱逐良官”的经济学原理，为他开“直升机”的正是大肆接受其贿赂的李大伦。当然，投资背后同样意味着回报，上千万元的涉案金额使他与“三玩市长”不相伯仲。
罢官
周贤勇 郴州市嘉禾县原政法委书记，他就像一条变色龙，曾以凶残的姿态导演了“嘉禾强制拆迁”事件。首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是一副反思的嘴脸：“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政府要回头看，有错就改。”但自认为摆平媒体之后，他对民众和官员表现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记者会给你投资吗？蓄意违法犯罪，恶意和政府作对的，要严惩不贷（大吼猛拍桌子），严惩不贷。”
周余武 郴州市嘉禾县原县委书记，如果不是嘉禾丑闻的集中曝光，45岁的周余武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嘉禾县域骄横跋扈，但出镜则尽量低调，免为人知。民众在“嘉禾强制拆迁”曝光之后对他的发难进入一个新高潮。人们之所以恨之深切，是由于人们害怕强权，充满对无限强权的恐惧。人们痛恨的不是周余武，而是周余武之流的铁腕逻辑，以及隐藏在逻辑背后的强权的原罪。
红商
邢立新 他是李大伦的文友和常德老乡，现时存在的两个交叉使得他迅速成为郴州最负盛名的权贵资本家。他早年朴素的梦想是等挣了大钱就到张家界修建文艺山庄，把全国的文人分批请到那里写作和休闲。他最大的不幸，在于资本扩张渐成气候之时遏制不住操控国家权力的欲望。他的命运也就止步于“地下组织部长”。
黄生福 这名起步于郴州宜章的农民企业家，以那种最简单的黑道方式 票子加棒子 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票子给让道者和开道者，而棒子送给挡道人或毁道者。在一次意外的机会与纪委书记曾锦春达成“猫鼠之盟”后，他逐步介入公共物品的供给和调剂。作为黑恶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他使得宜章呈现出可怕的西西里化趋势。
苦主
李民主 被莫名“双规”成了这位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的企业家的痛苦记忆。他的最大罪过就是超前地修建了“湖南首家民营公路收费站”，并且拒绝给曾锦春所在的郴州纪委交纳每年40万元的保护费。在长达六年的漫长博弈中，他过着被警方通缉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他荒废了手头所有的经营项目，一门心思地举报曾锦春的经济问题。
彭北京 高个子，将军肚，这位宜章民间的榜样式人物曾以货运发家，“公积金第一案”中的主角李树彪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司机。正因为得罪了黑恶资本家黄生福，他不仅被莫名“双规”，同时使一个价值数千万元的明星企业惨遭盘剥。在日后的民间反腐中，他成了重要的资本供应者。
斗士
李会明 “嘉禾强制拆迁”的对象正是他的那栋五层小洋楼，捍卫自己家园的代价却是长达一个月的牢狱之灾。在狱中他开始钻研法律，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就像那个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走上了漫长的索赔之路。这位48岁的中年汉子身上体现的先锋姿态，彰显着一种特殊的榜样力量，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黄元勋 这位1953年生于郴州宜章的“不务正业的农民”，个子小，说话声音也小，但在官方却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他几乎成了郴州所有利益集团和一些服务机构的“公敌”。他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搅乱了曾锦春和黄生福统治下的郴州矿产市场。
胡桂生 小矮个，深铜色皮肤，长着一张圆胖的男孩般的脸，带着和善的笑容。52岁的他在退休后“专职”从事民间维权活动，他目前的身份有两个：一是郴州市“3?15”志愿者，二是不少媒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尽管无辜遭遇了两次封杀，他仍然坚守在最接近新闻现场的地方，并毫不保留地对外界传播鲜活的第一手新闻。
正文 第一章 夺命爆炸
001
生活总在想象之外！尤其是灾难突如其来时，谁会料到自己的生命将定格在这个时间刻度上？
上午9时，云龙大酒店。偌大的茶室稀稀散散坐着几个人。周兵元狠狠地吸了一口芙蓉王，尔后把头仰在布皮沙发上，慢悠悠地吐着烟圈。
早年矿工生涯的一些后遗症，这些年已陆续体现在他身体上。多数人劝他戒烟戒酒，但他常开玩笑：“烟不听话，所以我就 抽 烟。”
隔着茶几，络哥整个单瘦的身子都埋在沙发里。这个略显沉默的同乡兼生意伙伴，从周兵元刻满皱痕的脸上读到一丝不安，但他没有追问老朋友的心事。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络哥为自己当日的寡言后悔莫及。
周兵元有多个身份，比如三十六湾小安矿的老板，郴州市临武县政协委员。不过，这名41岁的红顶商人正逐步将生意重心转至郴州。近两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多得令他不安。所以，他举家迁入郴州，在市区的涌泉花园购得一套大房子，还在城里办了一家企业。
郴州位于衡岳之南，南岭山脉骑田岭下，是湘南粤北交界处。全市现辖北湖、苏仙二区和资兴市，以及桂阳、嘉禾、临武、宜章、汝城、桂东、永兴、安仁八县，总面积1.94万平方公里，人口444.2万。
作为湖南的南大门，这里还是内地通往珠三角的咽喉要冲。如果在长沙与广州两个省会城市之间拉一根直线，郴州正处于这根直线的中间点。
周兵元的财富正是集聚于这个中间点，活动范围也从未离开过这条直线。但在旁人看来，现在的他虽已完成了财富积累，却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似乎想刻意摆脱某种阴影。
9时38分，周兵元的手机响了。看到屏幕上的号码，他脸色铁青，嘴唇微颤。警方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神州行卡号，对照周兵元的电话簿查无此号。
电话中，周兵元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对方的提议，他起身告别老友，驾着牌号为湘LA0999的黑色现代轿车赶往天湖大酒店 那是对方指定的地点。
天湖大酒店位于郴州市同心路1号，隔街可见风景秀丽的北湖公园，一侧是郴州长途汽车站，与天湖大酒店同属大型国有企业郴汽集团。
在郴州地图上，占地474亩的北湖公园，如一片绿叶飘落在自称是“广州后花园”的郴州城中心。错落纷乱的路网和低密度的水脉，已暗显这块过度开发的城市区域不堪都市化的重负。
在巨大的城市工地上，摩天建筑正跟时间与金钱赛跑，那些看似瘦长的金属钉大楼，一次次突破极限向着更深远的天空戳去。天湖大酒店作为这里最早的三星级宾馆，以及曾经的第一高楼，拥有享誉三湘的特色歌舞表演，并招揽了来自广东、湖南两地的客商，支撑起其名列全省前茅的日均入座率。
而在当地人看来，出入云龙、天湖这样的大酒店，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一种面子的表露。在熟人面前有面子是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有无面子的分水岭通常如此鲜明 无面子，小到处事无根，大到生活生命无一保障，而有面子就意味着有尊严、有资信、有财富。
从云龙大酒店到天湖大酒店，自驾车约摸20分钟。周兵元没料到这是他的不归路，甚至连警方，事后也很难清晰还原他下车后发生的细节。
大约在上午10时许，周兵元的车停在了临近长途汽车站的天湖大酒店露天停车坪内，熄火下车。酒店一位保安看到，周兵元在“坐骑”尾部遇到了一男子，两人在短暂的近距离交谈后，很快发生了口角，随后便是爆炸。周兵元倒在大酒店门前的立柱边，头部已炸飞到左侧通道；施爆者被炸成两截，同样尸首纷飞。
生命之于他们，已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段抛物线 介于从温柔的母腹出来，到掷入冰冷的骨灰盒之间。
汽车成了爆炸中的重灾物，一辆正在酒店前运行的17路公交车，玻璃车窗全部被毁；周兵元的黑色现代轿车，受到炸弹的引爆，发生第二次爆炸，已基本报废；加上另外10辆不同程度受损的汽车，残骸在现场星罗棋布。
巨大的爆炸声
和冲击波，将地面瓷砖掀翻。三米外，酒店大堂前的两根石柱破裂。天堂与地狱，此时只有一门相隔。30米以外，酒店对面的居民楼，长约50米的连排窗玻璃悉数被震碎。这时已是深冬，一些在睡梦中被惊醒的人，不得不将窗帘或床单挂在窗户上挡风御寒。
这些似乎仍然不足以形容那种惨烈。一位目击者两年后告诉我，现场使他想起了屠夫的宰杀案板，为此他两年来没进过菜市场。
警方很快控制了现场和目击者，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现场获得提取物，包括雷管、引爆装置的残留成分。技术专家的鉴定结果是，引爆装置可能是触发式的，也可能是遥控的；从现场的破坏程度可见，炸药威力巨大，不大可能是土制炸弹。
被封锁的现场，有人遥遥相望，仍能辨认周兵元的身份 谁叫他在郴州有如此广泛的人脉呢？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另一生意伙伴郭鹏，通过电话告诉了他的妻子周美芝和儿子周志鹏。
半个小时后，在血肉模糊的停车坪，周美芝母子一眼便确认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现场，没人知道另一名死者的确实身份。经法医鉴定，这名男子身长约170厘米，身上有文身，有刀疤。在案发现场的驾骑上，警方搜到了一袋现金，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一个地级市的警力，在这场少见的重大刑事案中，体现了高效的运转。他们迅速封锁现场，在完成现场勘测之后，他们又动用了丰富的城市管理资源清理现场。不过，唯一无法清理的，是目击者及附近居民的恐慌记忆。
那些细心的好事者后来注意到，接下来一周时间，时常能见到佩戴“12?23”红袖章的人员出没天湖大酒店。
“12.23”，2003年12月23日的缩写，这起真实爆炸案的发生日期。
这是癸未年腊月初一，雕刻时间的年针在圆盘上仅余下最后一个刻度。南方部分小城出现了久违的冰雪。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绿意也已被遮盖。跟这一年里集中发生的SARS公共卫生事件、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等触及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层面的重大事件相比，郴州的这起小事看似末端小节，不足为奇。但日后的波澜之势，其间关系因果，已暗喻一个拐点的到来。
002
同样的瓶子，为什么有人要用来装毒药呢？同样一颗心，为什么有人却用来填埋仇恨呢？
没人来得及细究背后的原委，只知平安夜前夕的这场飞来横祸，迅速演变为媒体的盛宴。第二天出版的三份省城都市报，给了这个题材头版头条的待遇。
其中《潇湘晨报》，通栏黑体标题为“三星酒店前引爆身上炸药”，既奠定了新闻事件的整体基调，也预留了一个褒贬难定、悬而未决的谜底。
这篇报道点明被害人叫周本源（音），系郴州临武县人。以“有关部门证实”之名，认为行凶者是一名矿主，为郴州苏仙区白鹿塘人，但姓名和具体身份尚未确定。至于案发缘由，盖因“被害者周本源和该人有债务纠纷，数额高达400万元”。
通过那辆车牌号为湘LA0999的黑色现代轿车，《三湘都市报》记者王胜红得到了死者的真实名字 周兵元。由他撰写的报道，将此定性为“一起民工报复性爆炸案”，并以知情者的口吻透露“该老板长期租住天湖大酒店”。
在派出两名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后，《长沙晚报》在头版挂了一行大黑标题，并配发了表达现场惨烈的新闻照片。文章只交代了两名死者均为矿工，但对案由含糊其词。
借力于这三份最具影响的省城日报，“12?23”爆炸案如同再被引爆，带着强大的冲击波从郴州迅速蔓延至整个湖南，扩大到全国。
“翻开近十年的湖南新闻记录，这起恶性爆炸案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排得上号的。”一位本土新闻界人士说。
当然，报纸同质化的竞争削弱了报业的强势新闻。尤其是当主管部门的批评接踵而至时，三份日报犹如三个受了家长重罚的孩子，装出乖巧顺从、唯命是听的表象。
在圣诞节那天，也就是案发的第三天，《东方新报》的两名记者受命赶到案发现场再行调查。《东方新报》是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的子报，这份创刊于2000年10月17日的都市报，是当地重点阅评的省内八大媒体之一。但在这个寒冬，《东方新报》已陷入了经营艰难的尴尬境地。
在案发现场，《东方新报》的记者依然能看到血迹斑驳的地面，以及同样耀眼的红袖章。这些红色显然不符合节日的喜庆氛围。天湖大酒店正在加紧清扫门庭，那两根受损的大石柱围上了缀有节庆图案的红布，大门口震耳的欢快音乐，正强势驱逐着笼罩于现场的死亡气息。
不过，酒店保安及其他员工在记者面前保持着一致的沉默，他们甚至不时指责围观议论者“多嘴”。出乎两位记者意料的是，他们在赶往郴州市公安局的路上，被周兵元的十多个亲属团团围住。就在案发当天，他们陆续从各地赶来，一帮人照料着死者的妻子，一帮人四处打探案件的最新情况。看到媒体口径不一的报道，他们似乎急需为死去的亲人进行一场辩护。
“周兵元死得冤！”一位亲属不止一次在记者面前重复。另一些轮番出场的受访者，也试图还原周兵元那种“富中带豪”的健康形象。
身为同事兼上司的临武县政协主席胡开元，对周兵元的意外身亡感到非常惋惜。他说：“周兵元这人口碑不错，平时合法经营积极纳税，对公益事业也很关心。就在上个月，他捐了15万元给村里修公路；前年他还与另外几位老板一起捐资30万元，用于村里建礼堂和修水渠。”
在死者的家里，不时传出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那声音高亢、尖厉、凄惨、悠长，传得很远很远。声音来自死者的妻子周美芝，她不仅表达着对伴侣的真诚痛哭，还传达了一个报丧的信号。
适度的悼念是对死者的尊重，而过度的哀恸却是生者的敌人。在死者之子周志鹏脸上，雕刻着一种复仇的情绪。他并不忌讳接受采访，自称案发不久就接到了郭鹏的电话，并仔细回忆了当天的所见所闻。对于父亲“在天湖大酒店长期包租”的说法，他毫不客气地给予了驳斥。
周美芝也说，丈夫一般都在家中过夜，案发前一天晚上也未例外。那天出门时并无反常，他只是对妻子说，临武县看守所长的一个亲戚在郴州把钱包弄掉了，他得帮忙送去100块钱做路费。
在郴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记者吃了闭门羹。一位警方负责人直言，案子还在紧张的调查中，说多了会影响侦查，说少了又解释不清楚，还是闭口不说的好。
从一些零散的信息中，记者只得知警方已抽调50名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
12月26日，《东方新报》的追踪报道记录了记者的调查情况，并重点引述死者亲属反驳《潇湘晨报》和《三湘都市报》之前的相关报道。
比如“民工报复性爆炸”一说，死者大哥周华元算了一笔账，矿里雇请的民工每月工资在1000元以内，总额不到3万元，这种说法跟周家上千万元的资产不符。更关键的一点，周兵元常驻郴州，并不直接跟民工打交道，更不会负责给民工发工资。
至于欠债400万元，周志鹏和周华元同样坚决否定。他们甚至愿意公开自己的家产，来证伪那些漏洞百出的传闻。
但遗憾的是，到这个时候，前赴后继的媒体均未获得更权威的内容。它们显然忽略了许多新闻现场，比如医院太平间、殡仪馆，又比如周兵元兄弟的矿区 那些地方不仅隐藏着大量的信息，而且那里的主事者不会像警方人士那样心怀戒备。
第二章 雇凶杀人
003
这里是暴发户起家的天堂，这里也是黑势力肆虐的地狱。它的知名度，缘于它的财富和失控。
三十六湾，一个占地48平方公里的矿区，由湘江支流穿山越岭凿成的一个独特地貌，坐落在郴州市临武县境内。因矿产资源纠纷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事件和群死群伤事故，在这里时有发生，这个名字对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同样如雷贯耳。
我的家乡距离这里约300公里，有不少亲戚将家庭的收入来源系于此地。在过去十年里，我耳闻目睹多位亲人消失在矿山之中：
罗文生，堂兄，死于矿井中的瓦斯爆炸，那个原本脆弱的家庭因此破裂。
李省奇，姨父，曾是国有大煤矿的老工人。在私有化浪潮下，传统体制内的工人工资，已无法支撑起他四个子女的学业与生计，于是冒死效力于私人小煤窑。生活之重导致了他的生命之轻。
罗先平，堂兄，随着矿井塌陷而溘然长逝。年轻的妻子改嫁，唯一的女儿寄养于年迈的父母名下。
王花萼，表弟，中学未竟先行辍学。跟随父母在矿区的日子里，伙同两名不学无术的青年将匕首刺向了一个夜行妇人。抢劫命案的结局，是他搭进了自己年仅17岁的生命。
这些逝去的生命，十年间一直盘绕于我的心际。他们的故事完成了我幼年时代对“瓦斯”“爆炸”这类生疏词句的最早启蒙，并深深融入我的少年记忆中。
与殂逝相对应，我也见惯了太多的新生。当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中青年男性塌崩，意味着原来勉强可以支撑的家庭彻底瓦解。那些年轻的寡妇一旦受制于生存的压力，便可在不以情感为支撑的环境下，迅速组建另一个有效的经济共同体 往往并非实实在在的家庭。这是大灾之后最有效的取暖空间，却也是最残酷的炼狱。
当读着小表弟那本充满诗意、不乏文采的矿区日记，我痛憾于他为何走了与内心如此完全不同的道路。于是，我反复问自己：这是他们的命吗？抑或是我的命？他们曾带来了什么样的死亡象征？
这促成了我对郴州故事的孜孜追问，而周兵元案的出现又是如此的恰逢其时。
显然，每个矿老板的暴富故事，都来源于这种血与泪的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生命也挣扎于这样的环境。周兵元即是一个典型。
这个1958年9月12日出生的本地人，曾任临武县东山林场水电管理站站长，早年经营着一个产值不到50万元的股份合作企业。良好的政治人脉资源为他迅速找到了另一条暴富的途径 获得三十六湾矿区的铅锌金矿开采权。
那已是1987年的旧事了。从后来经济普查的资料来看，三十六湾聚集了53个采矿企业，而周氏兄弟就拥有其中的5个铅锌金矿。
湘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核心地段，已探明的钨、锑矿储量居世界首位，铅、锌、钼、锡、铍矿的储量居中国前列，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在地质界有“江南聚宝盆”之称。
地拜天赐，郴州就坐落在这条五光十色的财富带上。而三十六湾，则是镶嵌在这根财富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盘绕在三十六湾的崎岖山路，随处可见手扶拖拉机、豪华宝马车挤在一起。这种天壤之别应验着天堂与地狱总是如此接近。
商人与官员们正在全力榨干这里的富矿，挤掉它最后一滴水，让它彻底消失。沙尘与酷热将定期席卷这些山脉与城市，漫天尘土飞扬，天际一片模糊。而曾经的山泉水，也因为已经穿透的山体而日益减少。
湖南省环保局的一名要员，坐在他的省城办公室里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掠夺者无视它的环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要和自然对抗，你必输无疑。”
但从这里走出的黑脚板暴发户，从不理睬这些。他们时常出入天湖大酒店那样的星级宾馆。他们从顶级轿车走下来，踏着沾满灰泥与矿渣的皮鞋径直进宾馆大堂，把脏脚撂在大堂的真皮沙发上。
大声讲粗话是他们的另一标签，并且，他们可以肆无忌惮随地乱吐痰，随处抽大烟。谁要是提醒他该讲点卫生，他会瞪着眼咆哮：“不就是钱吗？老子的钱多得可以压死你！”
这些黑脚板的男人，在没钱的早年痛恨女人俗气，现在他们变得有钱了，就恨不得所有女人都俗气。
相形之下，周兵元已拥有了城里人的良好习惯。他出入高档场合，已明显少了暴发户的粗鲁与低俗。
周家兄妹六人。按中国传统宗族观念，同堂拥有如此多的兄弟姐妹，在当地无疑属强势显贵之家。周兵元排行老三，他们平时与人为善，并不多事。这得益于共和国起步十年后遭遇的一系列苦难。沉重是生活的筹码，痛苦是成熟的代价。周家兄妹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得益于早年培养的政治资源，周兵元相对容易地获得了采矿证 这意味着可坐享一个“暴利金库”。
在中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两万个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采矿权的，采矿权所体现的资产价值普遍被低估。周兵元遇上了一个好时代，从他介入矿山，强劲的市场需求一次次推动着矿价飙升，尤其是他们主打的锌矿。
财富对这个大家庭而言，即使坐吃山空，仍可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维持四代。
不过，细心者注意到，周兵元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暗示，家族的资产似乎到了一个极点，这不排除自己能力的局限 从一个小山村起步，并且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能获得如此成功已属万幸。但现在，他面前致命的阻力，主要还是本地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
跟不少当地投资者一样，周兵元认为自己早已身陷官场的繁文缛节和政府干预之中。这种羁绊使肮脏的官僚权贵得以暴富发家，但对他这种从最基层起步，又是实业为基的农民企业家而言，能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而成长空间也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挣钱需要很多步骤，其中一步常常是欺骗 这往往不分政商之别。但这年头，骗子太多，而傻瓜有些不够用了。
他无意从政，但迫切希望依赖于“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样的头衔，找到一种荣誉感和安全感。他甚至不惜代价许诺权重的官员可抽成矿山利润，以此维持政商两道的良好关系。
这是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一旦踏入，只能往前走。在充满血迹与荆棘的道路上，红色永远是主色调。
周华元的另一番话，或可窥视周兵元生前的一些阴影。在临武老家，在三十六湾，周氏家族的房屋及矿山已多次发生纵火和爆炸：
1999年，周华元家的房屋被人炸开，大量门窗、家具被毁。施爆者来去匆匆，似乎不想害命，旨在警告。
2000年，一天晚上7时多，两层楼的房顶被人炸开一个直径达一米的大洞，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同在这一年，周氏兄弟“八六矿”上的变压器莫名被人炸掉。直接的设备报废、停工损失还是小事，因停电险些使数名困在矿井的工人致死。
2003年10月8日，周家所属矿的小百货店，出现了一场离奇大火。刑事警察在现场测定，柴油是这场纵火案的主要元凶。
三天后，周家一台牌号为湘LA0813的战旗吉普车被人砸掉
这只能证明，再富有的人也不可能应有尽有，再贫穷者也并非一点没有别人羡慕的东西，比如健康与安全。
“12·23”爆炸案发生前后，一系列恐怖事件相继发生。2003年11月12日，“八六矿”的工房被炸塌了一个角，正在房内睡觉的一名工人受轻伤。
更为严重的是在2000年12月9日，六弟周林元被人绑架，后经讨价还价以17万元赎回
周家动用了不错的警界资源，试图将繁杂的线条梳理后，能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以验证他们心中的猜想。
这个猜测一度指向于他们家族中的一个表亲，但此后持续至少三年，这些悬于临武警方的案件线索，并未给周兵元之死提供直接的证据。人们对周兵元之死，由此陷于假想与猜测当中。
004
周兵元死后第六天，2003年12月29日，另一恶性杀人案接踵而至。
那些游离于权力核心层的不得志的政客，以不无幽默的口吻挖苦道：“郴州的刑警已经不够用了。”事实上，郴州的警察确实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不得不将精锐力量从一个富豪的暴死，转移到一个官员的被害。
新的被害者名叫肖鹏金，有着比周兵元更炫目的头衔 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因联系城建、公安等领域的市府工作而权重一时。
巧的是，此次案发地郴州宾馆，与天湖大酒店直线距离不过千米，同属郴州市最重要的核心区域 北湖区。一起发生在毗邻长途汽车站的露天停车坪，另一起发生在市政府所属的宾馆内。不难想象，短短一周内，北湖区甚至郴州市的治安生态已遭遇何种冲击！
北湖区的特殊地位与其2200多年的历史相得益彰。自秦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郴县始，北湖区境一直为郴县境域之一部分，是历代郡、州、军、路、府、区和县治所在地、革命老区。1959年11月，从郴县析出部分境域建立县级郴州市。1995年4月，郴州地区撤地设市，原县级郴州市改为北湖区。
富豪与官员，以及案发地与权力中心的暗合，使得关注政治者有着充分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一新闻版图无限扩大，或可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
站在年末回顾这一年的新闻大事件，2003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尽管经济继续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但遗憾远比利益来得更凶猛。SARS风波、孙志刚事件是这一年里的重头戏，两大体现社会体制瓶颈的事件相继曝光，使得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除此，富豪与官员的非正常事件，也在这一年得到集中爆发。
以富豪为例，在2003年里，从年初河南乔金岭的猝死，到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周正毅的折戟，位列《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可谓劫难重重。
再回到湖南，在2003年11月1日至12月29日不足60天的时间之内，全省发生了三起地方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
2003年11月1日，56岁的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应一家企业之邀，与日本客商会谈于青竹湖高尔夫会所 这是湖南省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实行的是会员制（其终身会员和高级会员入会费均在15万元以上），他乘坐的车辆发生意外，连人带车翻下10多米的高坡。李抢救无效后获得“因公殉职”的认定。但对于这个中国百强县、长沙首富县一把手的真实死亡原因，民间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紧接着的2003年12月20日上午，49岁的邵阳县建设局局长邓建生在邵阳市某建材市场与人发生摩擦时，猝死在市场宾馆前坪。邓的家属一口咬定建材市场的老板应负全责，于是，后者的家里被砸得一片狼藉，并停放着邓的遗体。
此后的第九天晚上，就是肖鹏金命案的发生日。
这三名死者生前都只是一方官员，官职最高的也只不过是县委书记，但由“豪华场所”、“死亡原因不详”、“因公殉职”等字样，简单勾勒出的三起普通案件，都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上升为全国性舆论的大讨论，这成了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后的另一个非正常因素。
我当时效力于《中国商报》，以长达5000字的篇幅形象地展现了三起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前因后果，并善意地提醒当权者，一个因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已经来临，任何传统的应急之策均已过时。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养成公开质疑公众人物的习惯。那些争相报道官员或富豪非正常死亡的编辑，潜意识还是想努力迎合缺乏思考与想象能力的读者们 当腐败成为国人的一种默认值时，官员或富豪一旦出事，对其道德的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里，思考和支持思考的想象早已不再时髦。由于贫乏的想象和贫乏的精神诉求，大众对媒体的祈求更偏向于那些逝去者的私生活。
不过，媒体在2003年的一次集体爆发，已经开始着力探寻这一怀疑的空间与力量。现在看来，2003年的传媒运动使得传统发生细微变化，人们开始关注暴富与强权，甚至呈现出“仇富”这类热门词语。当然，人们仇视的显然不是财富，而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人。
在李振萼、肖鹏金案件背后，这种潜意识得以自然流露，成了一种心态的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甚至由此酿成的一种破坏性、对抗性的行为。
周兵元案与肖鹏金案或许正是对抗暴富与强权的两个暗示？这在当时被扭曲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报的记者们只是注意到，在肖鹏金案发当晚，郴州警方抽调50人组成的专案组。第二天，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出了一支队伍，接管了该专案组。
周兵元的案件证明，扎根于本土的郴州警力，无法独善其身完成对周兵元案的突破，如今依托外力化解肖鹏金案的巨大影响，当属权宜之计。
不过，并行于警方，民间舆论也展开了另一场侦查。那些蠢蠢欲动的媒体俨然一个资源整合器，通过重组官员、商人和平民的碎片式记忆，将周兵元、肖鹏金案的共同特征锁定为一点：雇凶杀人。
第三章 大秘之死
005
肖鹏金伏在那里，左手紧扣着枕头，右手伸向头部。侧于一方的双目，撑得圆鼓鼓的。嘴微微张着，像一条想要呼吸的鱼。后脑勺的血洞还在冒着气泡，白色的床单被鲜血染红了一大块。
房内并不凌乱，但空气中已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与死亡的气息。
郴州宾馆4号楼601房，临街，距离这一楼的服务台不过两米。但在警方的笔录中，服务员在案发时没有感觉到不正常现象，仅有一名房客表示隐约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
2003年12月29日，案发当日的21时20分，肖鹏金的两位老乡在电话里约他谈事，肖让两人到601房见面。40分钟之后，两位老乡到达宾馆，敲门未见动静；再打肖的手机，亦无人接听。
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服务员小红吓得哭了，哽咽了半天才发出狼嚎般的叫喊。正是她，帮助肖的两位老乡打开了那扇相隔阴阳之门。
这家占地24.74亩的市政府专属宾馆，位于郴州市最繁华的人民路与国庆路、文化路交汇的金三角地带。所设贵宾楼、迎宾楼，各按四星级和三星级标准装修。
当晚，呼啸而过的警车把不祥的信号传遍了北湖区，4号楼前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他们唧唧喳喳地传递着猜测与臆想。警员很快封锁了现场，并控制了整栋楼的房客。
服务员认得死者叫肖鹏金。警方很快查到，肖鹏金，男，1951年生，祖籍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县，早年转业后一直在郴州市政府工作，遇害前协助副市长分管并联系城建、公安、消防等工作。
不要小瞧“秘书长”的能量。按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多少市长、省长、部长（含副职）就有多少秘书长。他们成为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的重要纽带，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近年来还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
而在同事们印象中，肖鹏金在官场游刃有余，这名“外来郎”除了带有可贵的军人气质，还因为他的个性中突出一个“忍”字：指着脊梁骨骂他，能忍；领导无缘无故委屈他，也能忍。这绝不是无能，而是一种胸襟和海量。
一个小时后，警方又从市政府调出了另一份档案，这是案发当日肖鹏金的行程安排。下午，湖南省政府消防安全检查组抵达郴州，计划展开为期3天的检查。当晚即入住郴州宾馆贵宾楼。
15时至17时，肖鹏金参加了省检查组情况汇报会；
18时30分，陪同省检查组吃晚餐；
20时至21时，陪同省检查组对城区消防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21时，送省检查组回宾馆
随后发生的事情，接上了肖鹏金两位老乡的供述。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肖鹏金整个头部有十余处创伤，致命伤在后脑部，但案发房间内并不凌乱。“从现场情况分析，肖鹏金是被歹徒从身后袭击，用钝器猛敲头部致死，凶手作案的工具不太可能是锤子，而是一种便于携带、隐藏、扁状的钝器。”一名警察说。
警方同时还发现，肖鹏金身上携带的3000多元现金分文未动，公文包也没有被翻过的迹象，“从中可以推断歹徒不是劫财，估计是熟人作案”。
附近的居民注意到，那晚宾馆门前的警灯闪烁到午夜。当班保安、服务员以及4号楼的房客全被警方带走问话，据说问讯持续了整整两天。当日凌晨两时许，遇害者尸体被运走，郴州宾馆恢复营业。
依赖于有限的线索，“情杀”版本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宾馆服务员证实，当晚曾有两名陌生女子进入601房间。在这个普民“八卦”的年代里，桃色新闻显然能比腐败获得更大的关注。
但肖鹏金的妻子很快就站出来佐证，服务员所说的两名女子其实就是她和自己的大女儿。她向警方介绍，因为天气冷，当晚和大女儿到郴州宾馆601房洗澡，“我和大女儿9点半左右才走，没想到10点多他就出事了”。
若论时间，凶手的作案时间应该是介于9点半至10点之间，也就是肖的妻女离开、两位老乡到来之间。
舆论接下来的一种猜测，则认为“与其主管的城建、公安、消防等工作有关”。据称，肖在担任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在“关闭小煤窑”、“出租车营运权证拍卖”等工作中可能得罪了人。
了解肖鹏金为官之道的人，对此进行了极力反驳。在他们看来，文质彬彬的肖鹏金，一副书生模样，他身为一名秘书，既不具备强权行政的性格，也无此实权和能力。肖鹏金的家人显然也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不至于恨到这种地步”。
在排除这三种可能之后，案情一度陷入僵局。包括警方在内的各方都无法拿出更权威的解释，使得传闻再度膨胀。
两件命案在身，破案的压力令人窒息。一名警官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必须24小时待命，回不了家，见不了外人。即使是元旦三天假期，也无一例外地用于破案。
我们的谈话就在郴州宾馆完成，他乐意于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带我到案发现场走了一遭，尽可能弥补我记忆中空缺和模糊的细节。
006
流传于社会上的谣言，正在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于破案者身上。他们需要一个迅速的、皆大欢喜的结论给予回拒。
2004年1月5日，周一，新年元旦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警方并未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而是向几家指定的媒体通报了周兵元案的结果：犯罪嫌疑人陈建文为报复受害人周兵元而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炸药，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那些口无遮拦的新闻记者问起敏感细节，从而更直接地避免新闻发言人可能存在的口误。但劣势似乎更明显，就是从根本上不可能获得信息享用者的信任。
通报中的周兵元案凶手名叫陈建文，32岁，系临武县岚桥镇古山村人。而临武，正是周氏兄弟的矿业所在地。
警方的通报特意强调，早在1992年3月，陈建文因犯盗窃、抢劫、破坏电力设施罪而获刑八年。言下之意，周兵元案符合一个有前科案底的青年再次犯罪。这跟传统的破案逻辑如出一辙。
区区三百余字的通报，只言片语将凶案的因果作了衔接，并简要对照了行凶者与被害者的身份差别。它简单得不足以说明其中的逻辑，余留的疑问为流言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多家省内媒体的正面渲染下，周兵元悬案以此告终，郴州警方甚至获得了来自更高层的奖励。这符合一贯的宣传灌输思路，内定式舆论攻势切断了民众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之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
但当一个互联网的世界开始成长，传统的信息切割方式已难适应。好奇的公众越来越喜欢怀疑，他们鲜有以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他们对官员之死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从表面上看，公众猜疑的是一个官员的死因，实际上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是对政府责任和透明度的关注。而政府要避免猜测，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应猜疑。
以周兵元案为例，表面看来这起恶性案件处理得“滴水不漏”。由于陈建文、周兵元两人在案发之时双双毙命，此事无需经过法院即告结案。但是，政府没有选择这样。更显而易见的一个漏洞是，在内定式的通报中，警方并没有给出“陈建文报复周兵元”的充分缘由。这仍然留下了一个足够无限怀疑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遗憾是，警方内部的争议使案情在不经意间“漏水”了。此前，警方已排除了因经济纠纷引发自爆的可能，并通过《东方新报》证实了这一点。另有刑警甚至说，周兵元爆炸案中，可能存在遥控引爆的嫌疑，而非通报中所说的自爆。一些办案民警告诉我，他们很不理解为何要如此草率地定案。
死者的儿子周志鹏也满腹狐疑。“从来没有听说过陈建文这个人，家族上下也没人跟岚桥镇有过往来。”他说。
在记者面前，他坚称“结怨一说无从谈起”，并且，即使结怨，也不可能恨之如此。
家属们的另一种质疑，与之前的猜测相关。他们认为，分析家庭矛盾以及种种离奇的往事，实际已能锁定初步的犯罪嫌疑人，并能勾勒出他跟陈建文之间的某种线条。只可惜，警方并不愿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仅仅痛失了最佳破案机会，更有草菅人命之嫌。
“这种不透明实际造成了警民之间的不信任，尤其是民众开始对警方附带有反感和失望。”郴州一位警员告诉我。
他和他的同事越来越深感一个悖论的存在，身为“人民公安”的他们，在提供服务时具有较高风险，甚至不乏丧命之虞，然而这似乎并未缓和民众对他们的畏惧、敌意以及批评。时间一长，他们也很容易产生某种潜意识的贱民心态和抵触情绪。两种扭曲的心理导致了局面更趋恶化。
观察家更愿意以民主政治的理念来化解这种悖论。他们认为，责任行政既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回应力的高低，回应力意味着公共行政是否能够反映公众的需求并满足公众的合法期待。
毕竟任何灾祸都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而闭目塞听并不能将灾难抹杀。发生在2003年的那场SARS，已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
时间充满着问号，我们则是这些问号的主人。而我对这一案件长久以来坚持的怀疑，在4年后得到了印证，周兵元案也在那时得以重见阳光。
“天湖爆炸案将来是要翻盘的！”当时，刚刚履新的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孙湘隆说。孙湘隆之前是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他的这句预言果然在日后应验。
姑且就此埋葬周兵元案，我们在本书第二卷中再开棺重验吧！
第四章 意外之渔
007现在，逝去的肖鹏金迫切需要获得一个正名，他的家人及同事成了这一要求的最主要推动者。
名誉之于人，无异于精神上的处女膜。在以名利主导的红道，可谓尘世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欢场，而官员莫不是这个欢场的主角。在历经或明或暗的各色交易，或是无数纷繁复杂的狂欢之后，官员的精神处女膜难免荡然无存。
此时此刻，秒针不合时宜地滑向了农历年关，民众的记忆也开始变得暗淡和麻木。回望20年或200年来发生的旧事，我们自然更能明白时间对于记忆意味着什么。
负责侦查肖鹏金案的那些专案组成员，也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新的僵局。他们谨慎地向郴州市委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限制李树彪的出省和出境行为。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正当的提议却遭几名市领导的集体否决。
李树彪粉墨登场之时，他正担任着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他与肖鹏金同属城建系统，且都是市管干部。除了职务上的交叉，肖鹏金被害当晚，李树彪也住在郴州宾馆4号楼同一层。更有突破性的发现是，李树彪与肖鹏金在案发前有过接触。
显然，李树彪成了肖鹏金被害案的重要怀疑对象。专案组进一步的消息认为，他们在对李树彪实施问讯时，一个独立于刑事案件之后的经济纠纷业已暴露无遗。纠纷背后的资金流向，已使李树彪的嫌疑呈几何倍级攀升。
尽管无形的干预一直困扰着专案组，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将这个问题移交给了湖南省纪委。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郴州市纪委获得了追踪调查的权力。
事后来看，这成了郴州政坛“窝内斗”的一个导火索，长期存在的两股本地政治势力，如同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此时没人意识到，连接火药桶的引线已经着火。
省市纪检部门联手出击，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李树彪的罪状 挪用公款赌博。
“赌博”这个词语，此时能迅速触动整个郴州官场的神经。
在刚刚过去的第17届世界杯期间，郴州市体育局利用澳门赌博方法公开设立赌场，结果在2002年6月25日被市公安局查获，后者现场缴获305万元的现金“赌资”。这件事情经《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后，成为郴州一大丑闻。
随后，郴州市纪委对市体育局的主要负责人实施“双规”审查。
案件进展到后期，时任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的曾锦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这名“专管干部”的监督者认为，郴州市委、市政府对这一事件承担“失察”的责任，他义正词严地对大量官员参与博彩的丑闻进行了批评。
不知什么时候起，官员赌博成了“规矩”。闲暇之余，三五成群，摸摸扑克、搓搓麻将。官员在办公室赌博的场景，近年来也陆续出现在新闻中。这种比金莲小脚还正宗的“国粹”，用不着怎么普及，便已在干部中体现出“众志成城”的实效。
正文 第四章 意外之渔（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10-3-6 10:34:30 本章字数:1281
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下的例律只将赌博框定在党规范围之内，而鲜有将其上升到国法查处的高度。偏偏赌博向来不是孤寡之事，而与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猫鼠相连”。在党纪与国法之间，赌博成了一种政治化的工具，当权者可上可下，可轻可重地衡量某次政治斗争的深浅。
时隔一年再遇官员赌博行为，而且此次涉及挪用公款，作为纪委书记的曾锦春当然相当气愤。这名集党员干部纪律监督、违规查处于一身的监督者，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对那些“蛀虫”进行抨击，并要求彻查到底。
由43人组成的中共郴州市委员会，是这个地级市的最高决策机构。从中选出的11名常委，则以副厅级以上的级别，不同程度、不同派别地分享着属于自己的职权。有别于其他常委，监管干部成为曾锦春的首要任务。故此，他在各条战线上布置了难能可贵的暗探，时刻掌握着这个辖区内的干部动静。
当然，曾锦春的职责不包括管理11名常委中的另外十人，这些与自己等身的副厅级以上官员都接受省一级纪委的监督，他只能严加看管自己座下的干部，而身居处级的李树彪正是他看管的对象。
聪明的曾锦春放弃了他惯用的“双规”（官方称“两规”，一种党内调查手段，指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措施，而是采取了绝密的外围调查。作为呼应，专案组解除了对李树彪的羁押。
“这主要是防止打草惊蛇，避免政治上的干扰。”曾锦春说。
这个欲擒故纵的伎俩，一开始并未获得一线办案者的支持。这使他们联想到《西游记》里的经典逻辑：有后台的妖怪都在致命之时被大仙们接走了，没有后台的被一棒子打死。在他们看来，李树彪就是那种有后台的妖怪。如此客气地放过他，简直是犯罪。
后来，曾锦春在我面前不无得意地炫耀这一战术。
我们的谈话就在他位于郴州市委大院的办公室完成，他详解了如何利用肖鹏金之死查出李树彪，并由此牵出日后的郴州城建大案。当然，他制造了开端，却没有料到结果 自己终究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案子而落马。这是后话。
就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影子缩在南方阴冷的空气中，等待着这个日子的消逝。李树彪回到了他位于市政府的家中。
在那里，一名市领导正在等着他的归来。这似乎极度反常，因为在往年这个时候，都是李树彪往他家上门送礼。由他如此殷勤地登门来见李树彪，这倒是第一次。
他们欢聚了一会，作为对这次小胜的庆祝。末了，这名领导似乎仍然不放心，他在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各种怀疑与担忧。他要求李树彪“到外面避避风头”，静观其变。他自己则表示，这样关键的时刻，他会去省城跑跑关系，以备不测。
听到领导的话，李树彪心领神会地支出一笔现金，在领导上车后放到后座。这种默契并非一日练就，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在线头的另一端，纪委书记曾锦春已作了缜密的部署，他如同一个体力强壮、经验丰富的拳手，静观对方的动作以完成致命一击。
正文 第四章 意外之渔（3）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10-3-6 10:34:31 本章字数:1454
008
那天热得与当时的季节并不相称。南方的太阳暖暖地打在人身上，刺着双眼。
如果你仍然不相信气候变化对这个绿色星球带来的影响，那就呆在南方的城市，体会一个春天与一个夏天的过渡吧。
广州番禺就像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日光下修复着每块伤疤。锦绣香江花园，那高大的门庭，令普通来访者自觉卑微。这里依原生地貌而建，自称是低密度超大型国际化社区，每平方米均价超过12000元，聚集了共和国一部分率先暴富的人。
袁亚军和他的三名下属就像不速之客，在保安的陪同下进入了小区，他怀揣的那张逮捕令，就像随手而立的一挺冲锋枪，既有冲锋陷阵的底气，亦不乏安全的保障。是的，这样的时候，一纸政令就足以抵过一挺冲锋枪。
这是2004年1月31日，正月初十，春节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他们此行猎捕的对象正是李树彪。
两天前，按惯例，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人员开大会，副处级以上人员都得参加。但身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树彪却莫名缺席。一位市领导当众拨打他的电话，发现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一细节触动了郴州市检察院反贪局长袁亚军的神经。在新年上班前，曾锦春领衔的市纪委，毫不留情地捏住了李树彪的七寸，很快这些线索转到了市反贪局长袁亚军的案头。春节期间，曾锦春甚至不厌其烦地提醒检方：李树彪有畏罪潜逃的嫌疑，该出手就得出手了。
初八那天，反贪局的高层举棋未定，期待第二天出现的奇迹。但到初九，传统的上班第一天，李树彪仍未出现在郴州。袁亚军亲自带队连夜赶往广州。那时候，他们只是隐约听说李树彪在锦绣香江花园拥有一栋别墅。
郴州本是湖南的南大门，出境经过韶关、清远两市，即入广州。车至番禺，天已大亮，羊城仍可见一派浓浓的新年气象，鞭炮声在城市上空此起彼伏。
整个上午，袁亚军们就在锦绣香江花园排查那栋别墅，但户主名录中并无李树彪。但很快，他们眼前一亮，发现紫藤苑7街11号的主人名叫李庆容 此人正是李树彪的前妻。
办案人员请来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先切断水电，不见房主前来咨询；再乔装成水电工入室，发现屋内无人。
这是一套三层200多平方米的联排别墅，门口的草坪整修一新。入内，地面是灰白的大理石地板，拐角扶梯带有意大利风格，壁画不乏名家手迹。
这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他既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笃信佛教，又沉醉于西方美学。在他位于郴州市政府的家里，恭敬地摆放着观音、财神、关公，还燃着香炉；而他在广州的这个别墅里，却挂满了以西方女性体态之美为主题的油画。
客厅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两只高脚玻璃酒杯，其中一只杯底以一根鲜明的红线为界，残留着剩下一口未喝干的红酒。酒柜上有国酒茅台，以及一瓶产于瓦尔德佩纳斯的葡萄酒。
主卧里有一个单独的衣帽间，里面整整齐齐挂着数十件名贵时装，一个国产的保险柜躲在衣柜一角。除了内衣和睡衣散乱地扔在卧室窗前的那张欧式摇椅上外，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原处。
主卧的洗手间足有15平方米，圆形浴缸足以躺进两人，余下的半缸水漂浮着浴液的泡沫。梳妆台上陈列着几件奢侈品，如一对钻戒和一款女士欧米茄金表。
推窗可见，别墅区东西长、南北窄。从南到北流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人工小河，河岸边和楼宇间到处是成片成片的绿地，宁静而美丽。
“看这家当至少也值几百万，这孙子哪来的钱呀？！”一个办案人员站在卧室的落地小阳台上，眼睛定格在窗外的人工河上，不无愤懑地骂了一句。
即使是反贪局长袁亚军，也很惊讶于眼前的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强大的现场对比已悄然刺痛着不忿的心脏。他们强忍彻夜未眠之苦，分头暗伏于别墅内。
下午4点半，李树彪开着他的广州本田出现在别墅门口，在小区保安的协助下，三名检察官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李树彪。在他的本田轿车内，侦查人员搜出了一本护照，八枚私刻公章，以及大量的银行票据。
乘着李树彪惊魂未定，侦查人员就在他平日销魂的别墅内迅速展开了讯问。
“怎么没去单位查账？”
“怎么知道我住在番禺？”
李树彪并没有直接回答讯问，而是惊诧地反问侦查人员，他实在没想出自己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
“这张500万元的银行汇款单据是怎么回事？”检察官突然发问，打破了别墅内的寂静。
“这是 ”李树彪接过复印件，强装镇静的他，实际上已控制不了那发抖的手。在赌场上成千上万地输钱时都没抖过的这双手，此次却已由不得李树彪了。
检察官出示的纸张，是从李树彪轿车里搜查出来的银行汇票，记录了他在2003年10月指使别人在银行骗取500万元资金汇到珠海的犯罪事实。
通过适时、主动地出示证据，李树彪的幻想被一个个击破，审讯有了进展。
外围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李树彪的涉案金额在一步步扩大。
不出五天，金额突破了4000万元，“这很可能是建国以来郴州第一大案”，郴州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案件的严重性。
在随后的案件分析会上，市检察院检察长许庆生作出几点指示：立即通知各县区法院，对涉及李树彪的贷款资料全部进行收集；迅速冻结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全部银行账户，防止经济损失扩大；马上报告省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获更大的支持和指导。
配角入网之际，大幕已经拉开。
第五章 递罪原则
009
会议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火药味。
这个联席会议在一张小圆桌上召开。一侧是那些总编，一侧是他们的主管领导。尽管双方级别一样，但主管者如黑云压顶般开始发难，对面的总编们则面面相觑，如坐针毡。
一名官员当众拍起了桌子，他有恃无恐地大加指责，好像是训斥自己的孩子。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公开的对峙，事后却有着难以平息的埋怨。
主题正是有关李树彪案的报道，一双无形的手正以极端的方式遏制着关联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会后第二天 2004年2月13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五。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当天省城最重要的四份都市报 《长沙晚报》、《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东方新报》，同时在头版显目位置刊登了一则“道歉声明”：
声明/本报昨日《数千万公款输得精光》一文，因没有事实依据，导致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并向读者致歉。/《长沙晚报》本报编辑部
声明/本报昨日A1版《挪用数千万澳门豪赌》一文缺乏事实依据，严重失实，特向读者致歉。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否则后果自负。/潇湘晨报社
声明/本报2月11日A1版《澳门输光千万》一稿，因没有事实依据，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特向读者致歉。/《三湘都市报》编辑部
声明/新报2月11日《凶杀案牵出豪赌官员》一文，因没有事实依据，导致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并向读者致歉。/东方新报编辑部
四篇新闻报道的关键词包括“豪赌”“挪用公款”等，主角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刚刚落网的李树彪。
针对李树彪的报道，是继周兵元案之后四家省城媒体的又一次集体行动。那些总编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在一线记者的怂恿下，并不甘心缺席这个新闻旺季。他们行动的一致性成就了李树彪，让他一举成名的同时，也随手将他摔向了地狱。
这四份日报中，《长沙晚报》的历史最悠久，创刊于1956年7月1日。其作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报，始名《长沙日报》，1961年1月改为现名。这份报纸在湖南报界创下多项第一：1997年率先实现天天出彩报；1998年在全省首次实现采编系统电子化；2001年7月13日，长沙晚报报业集团获准成立，这是湖南省第一家报业集团，也是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党报报业集团。
当然，这份日报的最大局限在于它的发行范围仅覆盖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地。省城长沙，与工业重镇株洲、红色故里湘潭呈“品”字布局，由此构成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株潭城市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获准全省发行的《三湘都市报》，自1995年创刊以来就享有“三湘都市，一纸风行”的美誉。
《三湘都市报》的垄断地位随着《潇湘晨报》2001年3月9日的创刊而改变。这份由湖南省出版集团投资的日报，以纯粹硬朗的新闻风格和纵横捭阖的立体报道，在湖南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晨报旋风，并改变着读者原有的新闻理论和阅读习惯。
在创刊早年，《潇湘晨报》拥有一帮坚守职业道德的颇显傲慢的记者，他们一部分来自《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等老媒体，一部分来自新闻学院，一部分则完全是社会能人转型。一开始，他们拒绝“指定”文章，也防止成为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也正因为这种最敢讲真话的个性，《潇湘晨报》迅速成为湖南最具影响力的早报之一。
以党报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的《长沙晚报》，随着压力的加大，遂将旗下的《科学晚报》改成日报，这正是第四份日报《东方新报》的前身。
就李树彪案而言，《三湘都市报》、《东方新报》率先，其他两报次之。各报的内容基本与《东方新报》所述相同：
（本报讯 记者×××） 昨天，在郴州街头传得沸沸腾腾的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标挪用公款到澳门参赌被抓的消息，记者已在郴州市纪委得到证实。
据悉，李树标此次在珠海市被捕，是在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被害一案的调查中“无意”牵出的。据称，肖鹏金被害当天，李树标也住在郴州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树标核实情况时，李尚未开口便高度紧张，如同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一事和盘托出。
据知情者反映，李树标此前曾多次到澳门参赌，生活十分奢侈。为饱口福，曾乘专车“不辞辛苦”赴广东品尝野味。目前，此案正在深挖中。
尽管行文并不出彩，但这篇颇有看点和卖点的新闻，在肖鹏金案尚未最终披露侦查结果之前，已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猜测心理。
不过,这篇通稿的作者误将“李树彪”写成曾用名“李树标”。区区丙三百字的小稿，很快经由全国媒体的放大，招致各界对郴州官场议论纷纷。潮涌般出现的评论，将这个新闻事件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时候，由于新闻报道的无法跟进，评论很快做了代替，由此弥补了新闻的匮乏。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舆论足以杀人，全国人民的口沫足以将一个人淹死。李树彪的命运事实上已经注定，甚至可以说已判了他死刑。
遭遇诘问的当权者忙于四处救火，但他们没有选择正面回应，而是计划将传播范围压到最小。一位总编建议，面对公众日益膨胀的追根究底的兴趣，政府部门应该直面回应，以期改变“黑箱”形象。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相反，他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
在湖南，新闻媒体的“道歉机制”始建于2003年11月11日，在郴州连环命案发生之前。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的李江在当天召开的湖南省会主要新闻单位新闻通气会上要求：新闻媒体要建立“道歉机制”，媒体必须对刊登的虚假报道向公众做出道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健全针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机制。
李江还表示，对虚假报道，除了媒体自身监督之外，主管部门将一定坚持让其做出“道歉”。李江说，社会上确实有少数阴暗面，需要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这是社会赋予新闻媒体神圣的职责。但是行使舆论监督权，一定要准确、公正。对于虚假报道，媒体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力度，坚持“道歉”。
时间仅仅过去了三个月，省会四家媒体因为李树彪案，一同充当了“道歉机制”的践行者。四大报集体道歉的场面蔚为壮观，有业内有人士曾戏称这是媒体的“黑色星期五”。以现在的因果关联考量，此事完全可以写入新闻史。
010
可以割一磅肉，却不能流一滴血，困扰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这道难题，如今摆在了老牛面前。
老牛在湖南新闻圈已混迹数十年，终于由一名普通记者爬到了报社高层的位置。李树彪案集中曝光后，更高层要求他处理一线的记者。他给自己预设了一个底线：可以实施经济上的处罚，但绝不能因此对记者除名，除非先把他开掉。
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足够应付权力高压的政治智慧。事后，他的强硬为一线记者保下了工作，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被列入了重点管理的名单之列。
“我们这些记者就是猎人，对食物的追求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前的狩猎时代，洞里没有余粮，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老牛说。
他把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比喻成一个生态圈，根据游戏规则，记者被划分到各自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分口。有的是草原，有的是红土。他们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物质与精神的均衡。
老牛试图通过这种说法抵制来自上层的“饿狼说”。那些官员对“饿狼说”的阐述是，自命清高的新闻记者就好比一群饿狼，既灭之不净，也不能惯养，要偶尔提供一些新闻猛料满足它们的需要，免得行凶作恶，肆无忌惮。
一时间，“饿狼说”成了新闻界的热闹话题。
在《东方新报》的报道中，大量出现的“据悉”、“据称”、“据知情者反映”等，这是至今各媒体的通病，也是现行体制所造就。
支持“饿狼说”的官员，责令记者必须交代新闻来源，以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和可能存在的泄密问题。在他们的高压下，好几名记者受到无辜的处分，轻则警告，重则开除。
这显然能获得地方政府更大范围的支持，因为它提供了一套“优化”的法术，并成为后者屡试不爽的法宝。
我乐意用“递罪原则”这个新名词，来概括一个隐性的流行于现实社会的游戏规则。
在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公共事件中，这种递罪原则由于长时间处于隐性状态，鲜为民众公知，只有受害者的痛楚被偶然放大并获得广泛关注之后才显露出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与我交流时表示，类似公共案件随着舆论关注度的增强，得到部分乃至全部修正，比如近年来陆续出现的孙志刚死亡案、邓玉娇防卫案等，均已得到部分印证，这也充分体现了言论自由在当代中国的特殊价值。
但在更多的案件中，递罪原则实际上还处于一种隐蔽状态。尤其是位居内陆的2004年的湖南，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环境，都无法有效地将此露之于众。
在湖南媒体的道歉事件之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参考》杂志刊发了长篇评论，撰稿者从技术层面上分析了李树彪相关报道的主要问题是“交代不清、含糊其辞”，“根本不是一条真正的、负责任的新闻，起码是一条要求不全、经不起推敲的新闻。由这样一则含含糊糊的新闻来传达如此一个重大信息，显然是一种草率的行为。出现这样严重的失实报道，媒体作出道歉应是完全理所当然”。
这篇文章在结尾教导大家：“我们的新闻工作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它在党的领导之下，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都极其重视新闻工作，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该怎样报，不该怎样报，每个时期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时候违背了党的纪律，什么时候我们的新闻宣传就会犯错误，这是规律，也是常识。”
但是，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并不认为这一报道失实，他告诉我：“报道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烧了人家的后院，当然有人急了，跳起来了。”
他又以一种反思的口吻认为，李树彪被抓的消息是从纪委发出来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面影响，“挑起了内部矛盾”。
老牛认为，在大事件面前，各家媒体有着难得的一致性，如同遇上战争的美国人，出现百川汇一的局面。一旦事情过去它们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为经济利益上的竞争者。
这一点，在2003年度的中国媒体身上有着共同的表现。它们已成为一种集体力量，尽管有时候它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应该交代的一个背景是，中国媒体最近的一次成长期肇端于2001年，当时潮涌的新闻事件包括黑哨、冠生园、基金黑幕等，2003年SARS、孙志刚案引起媒体的一次次狂欢，至2004年8月滑入调整紧收期。
2003年的中国媒体出现了拐点，尤其是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取得了长足进步。大致归类，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一分为三：一类是传统的调查报道，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显然是最重要的监督方式，存在着影响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等特点；一类是互联网集中并备忘的海量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这使得监督的端口前移至预防方面；另一类则为时评，即是依托评论升华个案，形成热点，从而集中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时评因风险、成本相对较小，而一度成为流行中国的监督形式。
我比较认同专攻于新闻学研究的展江对于中国舆论监督阶段的论述。这名法学博士认为，中国舆论监督阶段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至2002年，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网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尤其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为先锋，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我对平面媒体的补充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财经》成为主要力量。
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1月至2004年9月，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其中20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和SARS报道。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
有待说明的是，这一舆论监督的高歌猛进并非监管者的放任，而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技术变革带来的交易平台，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监管者始料未及的机遇。当监管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拐点自然随之出现。
于是2004年9月起的第三阶段，开始禁止异地监督，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但不受此限制的时评，却异军突起。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但他们的网名如十年砍柴、五岳散人等，却如雷贯耳。
第四阶段，即2007年以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展江认为，目前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
反观郴州，在李树彪前后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及发展，同样未能逃离这一变化趋势。
第六章 赌棍沉浮
011
我对李树彪案的全方位调查，直到2005年春节才展开。这时的新闻环境已经不太理想。
在老家湖南度过春节后，我赶到株洲市调查刑警何松林持枪抢劫一案。元宵那夜，郴州两个朋友驱车数百里赶到株洲县城，陪我过节。他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