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罪 / 罗昌平 著 ]

    　　中国公积金第一案的乡党暗流，三名纪委书记的陨落密码。本书揭示了最震撼人心的官场潜规则，勾勒了权钱交易的路线图与普通民众的艰难命运。
　　本书作者罗昌平是《财经》杂志副主编，本书深度调查了目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嘉禾拆迁事件及郴州官场腐败案，并剖析其发生的来龙去脉。书中展现的“乱子”大抵是当地上层精英或权钱交易，或权钱结合，鱼肉百姓并制造官民冲突。本书也是中国政情的反映。
　　书中，重点提到一个概念——递罪原则（或递错原则）。
　　所谓递罪原则，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递罪原则的运行具备如下要素：
　　●存在并适用于高度集权的公权力系统之内；
　　●权力施暴带有公开性、连环性和自动性，以及谎言包装下的“合法性”；
　　●不创造财富，但有利益交换，包括官吏的敛财、商贾的暴富以及缓冲地带的掮客空间；
　　●自上而下的塔状结构中，受害的是位于最底层的公民权利。 

 序-胡舒立
    结识昌平，缘于他的反腐报道。2006年夏，他加盟《财经》杂志，此后，始终没有放弃他热爱和擅长的方向 反腐调查。甚至为不少新闻人淡忘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始终在这位“80后”年轻人身上燃烧，这一直让我觉得可贵。
    恰在2006年，中国迎来了一波政治性反腐周期的高峰。本书所述的郴州官场腐败窝案，正逢其时败露。
    昌平曾在《财经》参加报道上海社保案（中共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富豪张荣坤）、北京城建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青岛李薇案（中共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问题首富”黄光裕系列案（黄光裕、杜鹃夫妇，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财经》惯常团队作战，而昌平在团队中往往是尖兵、是骨干、是带头人之一。
    相形之下，郴州官场腐败窝案调查的作业方式有所不同：这一案件的调查主要由昌平独力完成。作为湖南人，昌平对此案著力甚深，且用时甚长，最后有此作品。
    过去数年间，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引发的舆论震荡，一直在海内外持续。
    在昌平看来，许多观察人士主要关注中共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中共郴州市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的性质及人事冲击波。不过，倘若综合考虑“嘉禾拆迁案”“全国第一公积金案”等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郴州系统性腐败的破坏性与后遗症，实属罕见。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也是他在此次调查中的反思重点。在书中，还可感知昌平的细心与敏锐，并可分享他对表象背后的真相的持续追求。
    新闻是易碎品，而好的记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让新闻不碎。我赞赏昌平和我所有的年轻同仁为此做出的努力。特为此书序。
    （本文作者系《财经》杂志原主编）

    正文 前言：红道无常（1）
       曾锦春的最后时光，至今悬于最高人民法院迟迟未示的一纸死刑复核。
    这名前郴州市纪委书记的罪与罚，之于公众，自然仍被定格在“死刑，立即执行”的两审判决上。太多的人，尤其是郴州的那些苦主相信，一个对等曾氏罪恶的终审死令总归是要下达的。
    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发生至今，仍然余波未尽，一些后续的人事震动仍在继续。链条终端指向何方，目前尚无定论。
    但是，这起发端于2006年南方一隅的惊天连环大案，却已成为一面透视镜，可以清晰地审视这个转型社会的真实面目。我无意中计算的一笔账目，更是可怕地展示了其间金钱与权力泛滥的缩影。
    根据目前已查证或审结的郴州六名厅级官员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城建副市长雷渊利 的全部涉案司法材料，他们累计被查证的贿赂、贪污、巨额不明财产共计2.09亿元。加上处级干部、郴州市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用于澳门豪赌的5854万余元挪用款和6038万余元贪污款，这个数字迅速翻至了3.2亿元。
    3.2亿元，对于人口接近500万的郴州市，意味着什么？
    对照来自郴州政府的数据，答案不言而喻。在郴州大案集中爆发的2006年，其地方财政收入首破30亿元大关，3.2亿元等于其十分之一；而当年郴州市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首破万元大关，农民人均纯收入尚不足4000元，3.2亿元对于他们便是一年纯收入。
    而在中共郴州市委原11人的党委领导班子中，贪腐被查者占到5人（雷渊利非常委），有人戏言他们可以在监狱开常委会，这意味着什么？雷渊利法庭受审之时，自称在郴州贪官中他只能屈居第12名，这又暗示了什么？
    这是一个发生在湖南人身上的故事。在这个芙蓉国度里，酒、辣椒、槟榔被无节制地狂饮滥食，这种暴烈的特性在金钱与权力的层层掩蔽下，通过蛛网迷宫般的血管与神经穿透各色躯体，造就了耿直的性格与顽固的劣根，并左右着现实的种种博弈。
    如今，在有机会审视较为完整的事实之后，百端待举之时，我们可反思之处颇多。
    A
    本书中，我重点提到一个概念 递罪原则（或递错原则）。
    所谓递罪原则，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递罪原则的运行具备如下要素：
    存在并适用于高度集权的公权力系统之内；
    权力施暴带有公开性、连环性与自动性，以及谎言包装下的“合法性”；
    不创造财富，但有利益交换，包括官吏的敛财、商贾的暴富以及缓冲地带 的掮客空间；
    自上而下的塔状结构中，受害的是位于最底层的公民权利。
 

    递罪原则是相对于纠错机制而言的。民主与法制社会良好的纠错机制，正是其自我修正的一种制度设计。而递罪原则恰恰相反，其存在并蔓延的土地或温床，是不受制衡与监督的公权力。它通常自大颟顸，肆无忌惮地视公民权于无物，一旦遭遇阻碍其大行其道的公民权时，便以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正义行为强行碾过。
    这一概念的得出，始于我与知名学者萧瀚的一次对话，主题是湖北邓玉娇案。
    当然，递罪原则并不局限于行政过程中，甚至还被广泛应用于公权力授予过程 官位的授予 上，其变异的模式正是官位买卖。
    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昭然之时，我与同行们已率先对案情进行了报道，并借力于学界对腐败现象进行经济学思考。
    经济学家习惯于套用经济学原理，将官场腐败分为若干层级，其中比较通俗的分类即三层级：官场低层次腐败是“雁过拔毛”，为一般性贪污挪用之类，如本书所述的李树彪挪用公积金到澳门豪
    赌；中层次腐败是公权力的寻租，如宣传部长樊甲生、城建副市长雷渊利通过职务之便实现钱权交易；高层次腐败是出售公民行政委托权，即官位的授予，这一点在本书主要集中于拥有人事任免权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及拥有通过查办干部获得人事二次分配权的纪委书记曾锦春。
    《财经》杂志原主编胡舒立曾评论，当人事买卖大行其道时，实际派生了人事寻租远比一般性权力寻租更为扭曲的交易原则，其中关键的特点是成本相当高昂。即“官位”交易并不止于位置本身，而是“腐败权”，在于通过所得商品（即官位）带来的收益机会。其均衡价格只能是未来长期一系列腐败行为所带来的现金流总和的贴现。
    要实现正收益或更高的回报，通过腐败行为获得官位的交易者，必然会再度实施腐败行为。这正是递罪原则在官位买卖中的广泛应用。
    目前尘埃落定的郴州官场腐败窝案所涉官员之众生图谱，无不证实了这种可叹的现实。而进一步的错罪传递，则是官位交易市场中的“劣官驱逐良官”，这正好符合经济学逆向选择原理所列举的“劣币驱逐良币”。
    要根治这种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只能变自上而下的权位授予为自下而上的民意选举，通过逐层递选的方式，将行政委托权归位并还之于民。而在地市及县级政权，尤其像郴州这种有案例相佐之地，更是举力实施的契机。
    B
    在描述郴州这一权力架构与秩序时，我套用了“红道”这一新词。解释红道之前，有必要阐述白道、黑道之旧义。
    所谓白道，天文学的专业解释是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投影在天球上的大圆（moon’s path）。但华夏五千年文明凝结的另一定义，则演变为警察、政府官员等拥有合法身份者的行为准则与活动空间。
    至于黑道，则是夜间没有光亮的道路（dark road），由此引申为盗贼的行径（robbery），或江湖上的邪派网络、黑社会诸组织（outlaws）等。
    此处“道”者，盖为其间行者的活动空间与准则秩序也。
    在古典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中，非黑即白体现的正是传统二元结构。彼时，社会形态体现为“宗族、礼教”等级森严的制度，即以孔孟圣贤之道为指引，形成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以此为中心，又辅以宗族组织形态、礼教制度
   

    一个简单的三角图形，可清晰表达社会制度的三个基本元素 价值体系、组织体系和规则体系。古典社会中，礼义法度系圣人根据人性制定，其权威性与可行性不言自明。礼甚至是法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尺度，法从属于礼。
    上承虞夏，下至明清，中华法系负载数千年史印，它的终结始于一场西法东渐的修律运动。但礼法作为这一法系的灵魂，即使在西法根植中国已逾百年，且枝繁叶茂、日渐昌明的今天，也是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幽灵。若加对比，关键还在于价值体系的差异，以及制度生成的顺序存在根本性对立。（如下表所示）
    价值体系 组织结构 互动规则 制度生成
    古典 宗族集体 族群 礼义法度 自上而下
    现代 个人价值 团体 契约法律 自下而上
    这使得一个古典中国在艰难过渡到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变异，抑或是某种过渡。根据传统的黑白二元之分，我将这一新派生的社会形态称为“红道”。
    红道脱胎于传统古典社会形态，又与现代社会相差甚远，是一个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的过渡。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以夺权或争钱为主导的个人价值观；
    关系网络与利益集团；
    以金钱与权力为主导的“劣驱良”制度。
    至于这个三角形的制度生成，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授权程序，但在价值观上已体现了从集体向个人的缓慢转变。
    根据传统的观点，白道拥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的合法性。而红道取其两者所长，批着合法外衣大行腐败之事。
    这种变异的制度通过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它遵循一种类江湖规矩，并由此演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
    故而红道人士，虽然时常做出非法的行为，却因拥有合法的身份而受到庇护。至少在犯罪成本上，已非黑道人物所能比。本书第二卷所述曾锦春之流，莫不是此中代表人物。
    C
    公权腐败的社会问题悬而未解多年，舆论始终都在反复追问。尽管后者尚难从根本上推动变革，却足见其所代表民意的不屈不挠。此时，共和国改革大业已入而立之年。
    规律的必然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巧合，国内国际的大环境恰恰也在这一历史关头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甚至招致对改革本身的质疑；国际上，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陡增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作为其中一分子，面临的挑战不少，而游戏规则亦在悄然改变。

    有观察者通过两条曲线演示国际环境的变化：第一条是政治曲线，即冷战以来西方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以及对外的武力干涉政策；第二条系经济曲线，事关发展的周期、结构、增率与模式等。
    政治曲线在冷战及科索沃战争时已达到最高点，经济曲线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风暴亦已反复触底。一个调整与重组的机会由此产生。从这个意义上可知，历史于中国的改革大业不是一种巧合。
    可做之事实在太多，在通往民主与法治的漫漫长路上，遏制腐败重要的一条引线，应为“阳光法案”的举力实施。
    所谓“阳光法案”，即指在中国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
    郴州官场腐败案即提供了证明：如曾锦春之子年过30，不再需要“抚养”；其女婿混世出身，却得以主政一方治安。曾氏滥权受贿的行为，正直接发生在这些成年至亲身上。若其家庭的财产均依法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会对这类犯罪行为形成显著约束。
    1亿元，仍然不能填补曾锦春这个副厅级官员的欲望，他又何来执鞭自监？
    阳光法案作为已在全球90多个国度广泛应用的反腐手段，业已证明其有效性。加之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公约》，其中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许诺，更增添一份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但是，国产阳光法案持续20年论证未果，它的际遇就是公权力无法被有效监督的际遇。
    纵观国际格局，中国必须主动抢位，决不可守株待兔，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争取所谓“一箭定天山”式的安全效应。
    罗昌平 　　
    2009年9月9日

正文 目录    序 ／1
    前　言　红道无常 ／2
    人　物 ／1
    第一卷　红与白
    第一章　夺命爆炸／2
    第二章 雇凶杀人／7
    第三章　大秘之死／13
    第四章　意外之渔／18
    第五章　递罪原则／24
    第六章　赌棍沉浮／30
    第七章 三个不准／37
    第八章　嘉禾拆迁／43
    第九章　传媒合奏／50
    第十章 集体滥权／62
    第十一章 三赴嘉禾／67
    第十二章 两种命运／72
    第十三章 寡头之盟／78
    第十四章 双重杠杆／84
    第十五章　私家银行／88
    第十六章　机构阳谋／95
    第十七章 三玩市长／98
    第十八章 诗人下海／106
    第十九章　乡党凋零／113
    第二十章　第一夫人／119
    第二十一章　文人当道／124
    第二十二章　人鬼之间／128
    第二十三章　流水的官／134
    第二卷　红与黑
    第一章　一号对象／142
    第二章　教父前传／149
    第三章　切割理论／158
    第四章　螳雀之争／163
    第五章　赵德忠案／169
    第六章　命案重翻／175
    第七章　棘手侦探／181
    第八章　生死判官／186
    第九章 西西里化／191
    第十章　“双规”商人／196
    第十一章　艰难对峙／201
    第十二章　执法产业／205
    第十三章　两头通吃／209
    第十四章 苦主逃亡／213
    第十五章 中间生意／217
    第十六章 堂·吉诃德／221
    第十七章 护矿大队／227
    第十八章 法外行动／231
    第十九章　三份遗书／236
    第二十章　丑闻灭火／241
    第二十一章　甲生甲生／246
    第二十二章　决斗法官／251
    第二十三章　敲诈“两极”／259
    第二十四章　牛栏关猫／264
    第二十五章 公民合力／270
    附录一　审判进程 ／274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76
    附录三　作者代表作品 ／277
    后　记 ／28

    正文 人物介绍（1）

    李大伦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1950年10月出生，湖南常德人。矮个子，黑皮肤，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片背后，总用狐疑的眼光对视别人。他以“笔杆子”进入官场，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引以自勉，但高达3200万元的巨额家庭存款成了莫大的讽刺。有人评价他主政郴州的七年，“前三年为人，后四年做鬼”，他在经营“郴州官市”的同时，还与他的常德老乡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郴州城建市场。
    曾锦春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留恋权柄的他两度改小自己的年龄，以至于年届60时正好赶上了这一轮整肃风潮。郴州汝城人，黝黑粗壮，表情阴沉，说话粗声大气。更典型的特点是，他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面向行贿者，面向上访者，也面向新闻记者。他以一种“地头蛇”的姿态控制着郴州的矿产资源，并与“空降兵”李大伦达成联盟。这种契约不是彼此锱铢必较、相互钳制而达到静态平衡，而是一种以投资而不是以交易为指向的相互妥协和相互照应。
    逝者
    周兵元 矿老板、政协委员，这些头衔将他勾勒为一个典型的红顶商人。他生于1958年9月12日，郴州临武人，早年的政治资源迅速转化为商业机会，但隐匿于暴富背后的是对那种原罪的追溯。那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不仅夺去了他的生命，也使郴州矿山黑幕显山露水。同时，也暗合了2003年在共和国领土上层出不穷的富豪劫难。
    肖鹏金 郴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他因联系城建、公安等领域而权重一时。不要小瞧“秘书长”的能量，这个职务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上传下达和下传上达的重要纽带，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近年来还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他是继周兵元之后郴州一周内发生的另一桩恶性命案中的遇难者。两事合力遂成郴州官场的滑铁卢。
    曹华 永兴县法院执行二庭原庭长，一个基层人民法官。当周兵元被炸案的轰动在民间得到模仿后，像曹华这种拥有一种权力且有着徇私舞弊嫌疑的公职人员，自然成了无处申诉的底层弱势群体的报复对象。
    腐吏
    李树彪 郴州市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郴州宜章人。由于曾出现在肖鹏金被害现场，李树彪接受警方调查时意外供出自己挪用公款赌博。
    雷渊利 郴州市原城建副市长，1953年10月2日出生，郴州嘉禾人。他为官历史悠久但未必光明灿烂，从一名中学教师到副市长，他为这段政坛之路足足耗费了33年时光。早年的贫穷似已成为他腐败的借口。李树彪盘根错节的“住房公积金利益链”成了他案发的导火索，但在法官面前，他更乐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
    樊甲生 郴州市委原宣传部长，52岁的他生于郴州资兴市，撒谎就是他的职业，脸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是他的基本职业素养。他直线升迁的逻辑符合“劣官驱逐良官”的经济学原理，为他开“直升机”的正是大肆接受其贿赂的李大伦。当然，投资背后同样意味着回报，上千万元的涉案金额使他与“三玩市长”不相伯仲。
    罢官
    周贤勇 郴州市嘉禾县原政法委书记，他就像一条变色龙，曾以凶残的姿态导演了“嘉禾强制拆迁”事件。首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是一副反思的嘴脸：“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政府要回头看，有错就改。”但自认为摆平媒体之后，他对民众和官员表现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记者会给你投资吗？蓄意违法犯罪，恶意和政府作对的，要严惩不贷（大吼猛拍桌子），严惩不贷。”
    周余武 郴州市嘉禾县原县委书记，如果不是嘉禾丑闻的集中曝光，45岁的周余武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嘉禾县域骄横跋扈，但出镜则尽量低调，免为人知。民众在“嘉禾强制拆迁”曝光之后对他的发难进入一个新高潮。人们之所以恨之深切，是由于人们害怕强权，充满对无限强权的恐惧。人们痛恨的不是周余武，而是周余武之流的铁腕逻辑，以及隐藏在逻辑背后的强权的原罪。

    红商
    邢立新 他是李大伦的文友和常德老乡，现时存在的两个交叉使得他迅速成为郴州最负盛名的权贵资本家。他早年朴素的梦想是等挣了大钱就到张家界修建文艺山庄，把全国的文人分批请到那里写作和休闲。他最大的不幸，在于资本扩张渐成气候之时遏制不住操控国家权力的欲望。他的命运也就止步于“地下组织部长”。
    黄生福 这名起步于郴州宜章的农民企业家，以那种最简单的黑道方式 票子加棒子 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票子给让道者和开道者，而棒子送给挡道人或毁道者。在一次意外的机会与纪委书记曾锦春达成“猫鼠之盟”后，他逐步介入公共物品的供给和调剂。作为黑恶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他使得宜章呈现出可怕的西西里化趋势。
    苦主
    李民主 被莫名“双规”成了这位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的企业家的痛苦记忆。他的最大罪过就是超前地修建了“湖南首家民营公路收费站”，并且拒绝给曾锦春所在的郴州纪委交纳每年40万元的保护费。在长达六年的漫长博弈中，他过着被警方通缉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他荒废了手头所有的经营项目，一门心思地举报曾锦春的经济问题。
    彭北京 高个子，将军肚，这位宜章民间的榜样式人物曾以货运发家，“公积金第一案”中的主角李树彪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司机。正因为得罪了黑恶资本家黄生福，他不仅被莫名“双规”，同时使一个价值数千万元的明星企业惨遭盘剥。在日后的民间反腐中，他成了重要的资本供应者。
    斗士
    李会明 “嘉禾强制拆迁”的对象正是他的那栋五层小洋楼，捍卫自己家园的代价却是长达一个月的牢狱之灾。在狱中他开始钻研法律，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就像那个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走上了漫长的索赔之路。这位48岁的中年汉子身上体现的先锋姿态，彰显着一种特殊的榜样力量，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黄元勋 这位1953年生于郴州宜章的“不务正业的农民”，个子小，说话声音也小，但在官方却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他几乎成了郴州所有利益集团和一些服务机构的“公敌”。他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搅乱了曾锦春和黄生福统治下的郴州矿产市场。
    胡桂生 小矮个，深铜色皮肤，长着一张圆胖的男孩般的脸，带着和善的笑容。52岁的他在退休后“专职”从事民间维权活动，他目前的身份有两个：一是郴州市“3?15”志愿者，二是不少媒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尽管无辜遭遇了两次封杀，他仍然坚守在最接近新闻现场的地方，并毫不保留地对外界传播鲜活的第一手新闻。

    正文 第一章 夺命爆炸
     001
    生活总在想象之外！尤其是灾难突如其来时，谁会料到自己的生命将定格在这个时间刻度上？
    上午9时，云龙大酒店。偌大的茶室稀稀散散坐着几个人。周兵元狠狠地吸了一口芙蓉王，尔后把头仰在布皮沙发上，慢悠悠地吐着烟圈。
    早年矿工生涯的一些后遗症，这些年已陆续体现在他身体上。多数人劝他戒烟戒酒，但他常开玩笑：“烟不听话，所以我就 抽 烟。”
    隔着茶几，络哥整个单瘦的身子都埋在沙发里。这个略显沉默的同乡兼生意伙伴，从周兵元刻满皱痕的脸上读到一丝不安，但他没有追问老朋友的心事。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络哥为自己当日的寡言后悔莫及。
    周兵元有多个身份，比如三十六湾小安矿的老板，郴州市临武县政协委员。不过，这名41岁的红顶商人正逐步将生意重心转至郴州。近两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多得令他不安。所以，他举家迁入郴州，在市区的涌泉花园购得一套大房子，还在城里办了一家企业。
    郴州位于衡岳之南，南岭山脉骑田岭下，是湘南粤北交界处。全市现辖北湖、苏仙二区和资兴市，以及桂阳、嘉禾、临武、宜章、汝城、桂东、永兴、安仁八县，总面积1.94万平方公里，人口444.2万。
    作为湖南的南大门，这里还是内地通往珠三角的咽喉要冲。如果在长沙与广州两个省会城市之间拉一根直线，郴州正处于这根直线的中间点。
    周兵元的财富正是集聚于这个中间点，活动范围也从未离开过这条直线。但在旁人看来，现在的他虽已完成了财富积累，却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似乎想刻意摆脱某种阴影。
    9时38分，周兵元的手机响了。看到屏幕上的号码，他脸色铁青，嘴唇微颤。警方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神州行卡号，对照周兵元的电话簿查无此号。
    电话中，周兵元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对方的提议，他起身告别老友，驾着牌号为湘LA0999的黑色现代轿车赶往天湖大酒店 那是对方指定的地点。
    天湖大酒店位于郴州市同心路1号，隔街可见风景秀丽的北湖公园，一侧是郴州长途汽车站，与天湖大酒店同属大型国有企业郴汽集团。
    在郴州地图上，占地474亩的北湖公园，如一片绿叶飘落在自称是“广州后花园”的郴州城中心。错落纷乱的路网和低密度的水脉，已暗显这块过度开发的城市区域不堪都市化的重负。
    在巨大的城市工地上，摩天建筑正跟时间与金钱赛跑，那些看似瘦长的金属钉大楼，一次次突破极限向着更深远的天空戳去。天湖大酒店作为这里最早的三星级宾馆，以及曾经的第一高楼，拥有享誉三湘的特色歌舞表演，并招揽了来自广东、湖南两地的客商，支撑起其名列全省前茅的日均入座率。
    而在当地人看来，出入云龙、天湖这样的大酒店，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一种面子的表露。在熟人面前有面子是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有无面子的分水岭通常如此鲜明 无面子，小到处事无根，大到生活生命无一保障，而有面子就意味着有尊严、有资信、有财富。
    从云龙大酒店到天湖大酒店，自驾车约摸20分钟。周兵元没料到这是他的不归路，甚至连警方，事后也很难清晰还原他下车后发生的细节。
    大约在上午10时许，周兵元的车停在了临近长途汽车站的天湖大酒店露天停车坪内，熄火下车。酒店一位保安看到，周兵元在“坐骑”尾部遇到了一男子，两人在短暂的近距离交谈后，很快发生了口角，随后便是爆炸。周兵元倒在大酒店门前的立柱边，头部已炸飞到左侧通道；施爆者被炸成两截，同样尸首纷飞。
    生命之于他们，已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段抛物线 介于从温柔的母腹出来，到掷入冰冷的骨灰盒之间。

    汽车成了爆炸中的重灾物，一辆正在酒店前运行的17路公交车，玻璃车窗全部被毁；周兵元的黑色现代轿车，受到炸弹的引爆，发生第二次爆炸，已基本报废；加上另外10辆不同程度受损的汽车，残骸在现场星罗棋布。
    巨大的爆炸声
    和冲击波，将地面瓷砖掀翻。三米外，酒店大堂前的两根石柱破裂。天堂与地狱，此时只有一门相隔。30米以外，酒店对面的居民楼，长约50米的连排窗玻璃悉数被震碎。这时已是深冬，一些在睡梦中被惊醒的人，不得不将窗帘或床单挂在窗户上挡风御寒。
    这些似乎仍然不足以形容那种惨烈。一位目击者两年后告诉我，现场使他想起了屠夫的宰杀案板，为此他两年来没进过菜市场。
    警方很快控制了现场和目击者，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现场获得提取物，包括雷管、引爆装置的残留成分。技术专家的鉴定结果是，引爆装置可能是触发式的，也可能是遥控的；从现场的破坏程度可见，炸药威力巨大，不大可能是土制炸弹。
    被封锁的现场，有人遥遥相望，仍能辨认周兵元的身份 谁叫他在郴州有如此广泛的人脉呢？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另一生意伙伴郭鹏，通过电话告诉了他的妻子周美芝和儿子周志鹏。
    半个小时后，在血肉模糊的停车坪，周美芝母子一眼便确认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现场，没人知道另一名死者的确实身份。经法医鉴定，这名男子身长约170厘米，身上有文身，有刀疤。在案发现场的驾骑上，警方搜到了一袋现金，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一个地级市的警力，在这场少见的重大刑事案中，体现了高效的运转。他们迅速封锁现场，在完成现场勘测之后，他们又动用了丰富的城市管理资源清理现场。不过，唯一无法清理的，是目击者及附近居民的恐慌记忆。
    那些细心的好事者后来注意到，接下来一周时间，时常能见到佩戴“12?23”红袖章的人员出没天湖大酒店。
    “12.23”，2003年12月23日的缩写，这起真实爆炸案的发生日期。
    这是癸未年腊月初一，雕刻时间的年针在圆盘上仅余下最后一个刻度。南方部分小城出现了久违的冰雪。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绿意也已被遮盖。跟这一年里集中发生的SARS公共卫生事件、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等触及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层面的重大事件相比，郴州的这起小事看似末端小节，不足为奇。但日后的波澜之势，其间关系因果，已暗喻一个拐点的到来。
    002
    同样的瓶子，为什么有人要用来装毒药呢？同样一颗心，为什么有人却用来填埋仇恨呢？
    没人来得及细究背后的原委，只知平安夜前夕的这场飞来横祸，迅速演变为媒体的盛宴。第二天出版的三份省城都市报，给了这个题材头版头条的待遇。
    其中《潇湘晨报》，通栏黑体标题为“三星酒店前引爆身上炸药”，既奠定了新闻事件的整体基调，也预留了一个褒贬难定、悬而未决的谜底。
    这篇报道点明被害人叫周本源（音），系郴州临武县人。以“有关部门证实”之名，认为行凶者是一名矿主，为郴州苏仙区白鹿塘人，但姓名和具体身份尚未确定。至于案发缘由，盖因“被害者周本源和该人有债务纠纷，数额高达400万元”。
    通过那辆车牌号为湘LA0999的黑色现代轿车，《三湘都市报》记者王胜红得到了死者的真实名字 周兵元。由他撰写的报道，将此定性为“一起民工报复性爆炸案”，并以知情者的口吻透露“该老板长期租住天湖大酒店”。
    在派出两名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后，《长沙晚报》在头版挂了一行大黑标题，并配发了表达现场惨烈的新闻照片。文章只交代了两名死者均为矿工，但对案由含糊其词。
    借力于这三份最具影响的省城日报，“12?23”爆炸案如同再被引爆，带着强大的冲击波从郴州迅速蔓延至整个湖南，扩大到全国。
    “翻开近十年的湖南新闻记录，这起恶性爆炸案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排得上号的。”一位本土新闻界人士说。
    当然，报纸同质化的竞争削弱了报业的强势新闻。尤其是当主管部门的批评接踵而至时，三份日报犹如三个受了家长重罚的孩子，装出乖巧顺从、唯命是听的表象。
    在圣诞节那天，也就是案发的第三天，《东方新报》的两名记者受命赶到案发现场再行调查。《东方新报》是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的子报，这份创刊于2000年10月17日的都市报，是当地重点阅评的省内八大媒体之一。但在这个寒冬，《东方新报》已陷入了经营艰难的尴尬境地。
    在案发现场，《东方新报》的记者依然能看到血迹斑驳的地面，以及同样耀眼的红袖章。这些红色显然不符合节日的喜庆氛围。天湖大酒店正在加紧清扫门庭，那两根受损的大石柱围上了缀有节庆图案的红布，大门口震耳的欢快音乐，正强势驱逐着笼罩于现场的死亡气息。
    不过，酒店保安及其他员工在记者面前保持着一致的沉默，他们甚至不时指责围观议论者“多嘴”。出乎两位记者意料的是，他们在赶往郴州市公安局的路上，被周兵元的十多个亲属团团围住。就在案发当天，他们陆续从各地赶来，一帮人照料着死者的妻子，一帮人四处打探案件的最新情况。看到媒体口径不一的报道，他们似乎急需为死去的亲人进行一场辩护。
    “周兵元死得冤！”一位亲属不止一次在记者面前重复。另一些轮番出场的受访者，也试图还原周兵元那种“富中带豪”的健康形象。
    身为同事兼上司的临武县政协主席胡开元，对周兵元的意外身亡感到非常惋惜。他说：“周兵元这人口碑不错，平时合法经营积极纳税，对公益事业也很关心。就在上个月，他捐了15万元给村里修公路；前年他还与另外几位老板一起捐资30万元，用于村里建礼堂和修水渠。”
    在死者的家里，不时传出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那声音高亢、尖厉、凄惨、悠长，传得很远很远。声音来自死者的妻子周美芝，她不仅表达着对伴侣的真诚痛哭，还传达了一个报丧的信号。
    适度的悼念是对死者的尊重，而过度的哀恸却是生者的敌人。在死者之子周志鹏脸上，雕刻着一种复仇的情绪。他并不忌讳接受采访，自称案发不久就接到了郭鹏的电话，并仔细回忆了当天的所见所闻。对于父亲“在天湖大酒店长期包租”的说法，他毫不客气地给予了驳斥。
    周美芝也说，丈夫一般都在家中过夜，案发前一天晚上也未例外。那天出门时并无反常，他只是对妻子说，临武县看守所长的一个亲戚在郴州把钱包弄掉了，他得帮忙送去100块钱做路费。
    在郴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记者吃了闭门羹。一位警方负责人直言，案子还在紧张的调查中，说多了会影响侦查，说少了又解释不清楚，还是闭口不说的好。
    从一些零散的信息中，记者只得知警方已抽调50名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
    12月26日，《东方新报》的追踪报道记录了记者的调查情况，并重点引述死者亲属反驳《潇湘晨报》和《三湘都市报》之前的相关报道。
    比如“民工报复性爆炸”一说，死者大哥周华元算了一笔账，矿里雇请的民工每月工资在1000元以内，总额不到3万元，这种说法跟周家上千万元的资产不符。更关键的一点，周兵元常驻郴州，并不直接跟民工打交道，更不会负责给民工发工资。
    至于欠债400万元，周志鹏和周华元同样坚决否定。他们甚至愿意公开自己的家产，来证伪那些漏洞百出的传闻。
    但遗憾的是，到这个时候，前赴后继的媒体均未获得更权威的内容。它们显然忽略了许多新闻现场，比如医院太平间、殡仪馆，又比如周兵元兄弟的矿区 那些地方不仅隐藏着大量的信息，而且那里的主事者不会像警方人士那样心怀戒备。

    第二章 雇凶杀人
    003
    这里是暴发户起家的天堂，这里也是黑势力肆虐的地狱。它的知名度，缘于它的财富和失控。
    三十六湾，一个占地48平方公里的矿区，由湘江支流穿山越岭凿成的一个独特地貌，坐落在郴州市临武县境内。因矿产资源纠纷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事件和群死群伤事故，在这里时有发生，这个名字对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同样如雷贯耳。
    我的家乡距离这里约300公里，有不少亲戚将家庭的收入来源系于此地。在过去十年里，我耳闻目睹多位亲人消失在矿山之中：
    罗文生，堂兄，死于矿井中的瓦斯爆炸，那个原本脆弱的家庭因此破裂。
    李省奇，姨父，曾是国有大煤矿的老工人。在私有化浪潮下，传统体制内的工人工资，已无法支撑起他四个子女的学业与生计，于是冒死效力于私人小煤窑。生活之重导致了他的生命之轻。
    罗先平，堂兄，随着矿井塌陷而溘然长逝。年轻的妻子改嫁，唯一的女儿寄养于年迈的父母名下。
    王花萼，表弟，中学未竟先行辍学。跟随父母在矿区的日子里，伙同两名不学无术的青年将匕首刺向了一个夜行妇人。抢劫命案的结局，是他搭进了自己年仅17岁的生命。
    这些逝去的生命，十年间一直盘绕于我的心际。他们的故事完成了我幼年时代对“瓦斯”“爆炸”这类生疏词句的最早启蒙，并深深融入我的少年记忆中。
    与殂逝相对应，我也见惯了太多的新生。当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中青年男性塌崩，意味着原来勉强可以支撑的家庭彻底瓦解。那些年轻的寡妇一旦受制于生存的压力，便可在不以情感为支撑的环境下，迅速组建另一个有效的经济共同体 往往并非实实在在的家庭。这是大灾之后最有效的取暖空间，却也是最残酷的炼狱。
    当读着小表弟那本充满诗意、不乏文采的矿区日记，我痛憾于他为何走了与内心如此完全不同的道路。于是，我反复问自己：这是他们的命吗？抑或是我的命？他们曾带来了什么样的死亡象征？
    这促成了我对郴州故事的孜孜追问，而周兵元案的出现又是如此的恰逢其时。
    显然，每个矿老板的暴富故事，都来源于这种血与泪的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生命也挣扎于这样的环境。周兵元即是一个典型。
    这个1958年9月12日出生的本地人，曾任临武县东山林场水电管理站站长，早年经营着一个产值不到50万元的股份合作企业。良好的政治人脉资源为他迅速找到了另一条暴富的途径 获得三十六湾矿区的铅锌金矿开采权。
    那已是1987年的旧事了。从后来经济普查的资料来看，三十六湾聚集了53个采矿企业，而周氏兄弟就拥有其中的5个铅锌金矿。
    湘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核心地段，已探明的钨、锑矿储量居世界首位，铅、锌、钼、锡、铍矿的储量居中国前列，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在地质界有“江南聚宝盆”之称。
    地拜天赐，郴州就坐落在这条五光十色的财富带上。而三十六湾，则是镶嵌在这根财富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盘绕在三十六湾的崎岖山路，随处可见手扶拖拉机、豪华宝马车挤在一起。这种天壤之别应验着天堂与地狱总是如此接近。
    商人与官员们正在全力榨干这里的富矿，挤掉它最后一滴水，让它彻底消失。沙尘与酷热将定期席卷这些山脉与城市，漫天尘土飞扬，天际一片模糊。而曾经的山泉水，也因为已经穿透的山体而日益减少。
    湖南省环保局的一名要员，坐在他的省城办公室里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掠夺者无视它的环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要和自然对抗，你必输无疑。”

        但从这里走出的黑脚板暴发户，从不理睬这些。他们时常出入天湖大酒店那样的星级宾馆。他们从顶级轿车走下来，踏着沾满灰泥与矿渣的皮鞋径直进宾馆大堂，把脏脚撂在大堂的真皮沙发上。
    大声讲粗话是他们的另一标签，并且，他们可以肆无忌惮随地乱吐痰，随处抽大烟。谁要是提醒他该讲点卫生，他会瞪着眼咆哮：“不就是钱吗？老子的钱多得可以压死你！”
    这些黑脚板的男人，在没钱的早年痛恨女人俗气，现在他们变得有钱了，就恨不得所有女人都俗气。
    相形之下，周兵元已拥有了城里人的良好习惯。他出入高档场合，已明显少了暴发户的粗鲁与低俗。
    周家兄妹六人。按中国传统宗族观念，同堂拥有如此多的兄弟姐妹，在当地无疑属强势显贵之家。周兵元排行老三，他们平时与人为善，并不多事。这得益于共和国起步十年后遭遇的一系列苦难。沉重是生活的筹码，痛苦是成熟的代价。周家兄妹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得益于早年培养的政治资源，周兵元相对容易地获得了采矿证 这意味着可坐享一个“暴利金库”。
    在中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两万个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采矿权的，采矿权所体现的资产价值普遍被低估。周兵元遇上了一个好时代，从他介入矿山，强劲的市场需求一次次推动着矿价飙升，尤其是他们主打的锌矿。
    财富对这个大家庭而言，即使坐吃山空，仍可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维持四代。
    不过，细心者注意到，周兵元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暗示，家族的资产似乎到了一个极点，这不排除自己能力的局限 从一个小山村起步，并且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能获得如此成功已属万幸。但现在，他面前致命的阻力，主要还是本地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
    跟不少当地投资者一样，周兵元认为自己早已身陷官场的繁文缛节和政府干预之中。这种羁绊使肮脏的官僚权贵得以暴富发家，但对他这种从最基层起步，又是实业为基的农民企业家而言，能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而成长空间也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挣钱需要很多步骤，其中一步常常是欺骗 这往往不分政商之别。但这年头，骗子太多，而傻瓜有些不够用了。
    他无意从政，但迫切希望依赖于“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样的头衔，找到一种荣誉感和安全感。他甚至不惜代价许诺权重的官员可抽成矿山利润，以此维持政商两道的良好关系。
    这是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一旦踏入，只能往前走。在充满血迹与荆棘的道路上，红色永远是主色调。
    周华元的另一番话，或可窥视周兵元生前的一些阴影。在临武老家，在三十六湾，周氏家族的房屋及矿山已多次发生纵火和爆炸：
    1999年，周华元家的房屋被人炸开，大量门窗、家具被毁。施爆者来去匆匆，似乎不想害命，旨在警告。
    2000年，一天晚上7时多，两层楼的房顶被人炸开一个直径达一米的大洞，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同在这一年，周氏兄弟“八六矿”上的变压器莫名被人炸掉。直接的设备报废、停工损失还是小事，因停电险些使数名困在矿井的工人致死。
    2003年10月8日，周家所属矿的小百货店，出现了一场离奇大火。刑事警察在现场测定，柴油是这场纵火案的主要元凶。

    三天后，周家一台牌号为湘LA0813的战旗吉普车被人砸掉
    这只能证明，再富有的人也不可能应有尽有，再贫穷者也并非一点没有别人羡慕的东西，比如健康与安全。
    “12·23”爆炸案发生前后，一系列恐怖事件相继发生。2003年11月12日，“八六矿”的工房被炸塌了一个角，正在房内睡觉的一名工人受轻伤。
    更为严重的是在2000年12月9日，六弟周林元被人绑架，后经讨价还价以17万元赎回
    周家动用了不错的警界资源，试图将繁杂的线条梳理后，能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以验证他们心中的猜想。
    这个猜测一度指向于他们家族中的一个表亲，但此后持续至少三年，这些悬于临武警方的案件线索，并未给周兵元之死提供直接的证据。人们对周兵元之死，由此陷于假想与猜测当中。
    004
    周兵元死后第六天，2003年12月29日，另一恶性杀人案接踵而至。
    那些游离于权力核心层的不得志的政客，以不无幽默的口吻挖苦道：“郴州的刑警已经不够用了。”事实上，郴州的警察确实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不得不将精锐力量从一个富豪的暴死，转移到一个官员的被害。
    新的被害者名叫肖鹏金，有着比周兵元更炫目的头衔 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因联系城建、公安等领域的市府工作而权重一时。
    巧的是，此次案发地郴州宾馆，与天湖大酒店直线距离不过千米，同属郴州市最重要的核心区域 北湖区。一起发生在毗邻长途汽车站的露天停车坪，另一起发生在市政府所属的宾馆内。不难想象，短短一周内，北湖区甚至郴州市的治安生态已遭遇何种冲击！
    北湖区的特殊地位与其2200多年的历史相得益彰。自秦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郴县始，北湖区境一直为郴县境域之一部分，是历代郡、州、军、路、府、区和县治所在地、革命老区。1959年11月，从郴县析出部分境域建立县级郴州市。1995年4月，郴州地区撤地设市，原县级郴州市改为北湖区。
    富豪与官员，以及案发地与权力中心的暗合，使得关注政治者有着充分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一新闻版图无限扩大，或可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
    站在年末回顾这一年的新闻大事件，2003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尽管经济继续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但遗憾远比利益来得更凶猛。SARS风波、孙志刚事件是这一年里的重头戏，两大体现社会体制瓶颈的事件相继曝光，使得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除此，富豪与官员的非正常事件，也在这一年得到集中爆发。
    以富豪为例，在2003年里，从年初河南乔金岭的猝死，到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周正毅的折戟，位列《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可谓劫难重重。
    再回到湖南，在2003年11月1日至12月29日不足60天的时间之内，全省发生了三起地方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
    2003年11月1日，56岁的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应一家企业之邀，与日本客商会谈于青竹湖高尔夫会所 这是湖南省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实行的是会员制（其终身会员和高级会员入会费均在15万元以上），他乘坐的车辆发生意外，连人带车翻下10多米的高坡。李抢救无效后获得“因公殉职”的认定。但对于这个中国百强县、长沙首富县一把手的真实死亡原因，民间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紧接着的2003年12月20日上午，49岁的邵阳县建设局局长邓建生在邵阳市某建材市场与人发生摩擦时，猝死在市场宾馆前坪。邓的家属一口咬定建材市场的老板应负全责，于是，后者的家里被砸得一片狼藉，并停放着邓的遗体。
    此后的第九天晚上，就是肖鹏金命案的发生日。
    这三名死者生前都只是一方官员，官职最高的也只不过是县委书记，但由“豪华场所”、“死亡原因不详”、“因公殉职”等字样，简单勾勒出的三起普通案件，都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上升为全国性舆论的大讨论，这成了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后的另一个非正常因素。
    我当时效力于《中国商报》，以长达5000字的篇幅形象地展现了三起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前因后果，并善意地提醒当权者，一个因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已经来临，任何传统的应急之策均已过时。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养成公开质疑公众人物的习惯。那些争相报道官员或富豪非正常死亡的编辑，潜意识还是想努力迎合缺乏思考与想象能力的读者们 当腐败成为国人的一种默认值时，官员或富豪一旦出事，对其道德的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里，思考和支持思考的想象早已不再时髦。由于贫乏的想象和贫乏的精神诉求，大众对媒体的祈求更偏向于那些逝去者的私生活。
    不过，媒体在2003年的一次集体爆发，已经开始着力探寻这一怀疑的空间与力量。现在看来，2003年的传媒运动使得传统发生细微变化，人们开始关注暴富与强权，甚至呈现出“仇富”这类热门词语。当然，人们仇视的显然不是财富，而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人。
    在李振萼、肖鹏金案件背后，这种潜意识得以自然流露，成了一种心态的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甚至由此酿成的一种破坏性、对抗性的行为。
    周兵元案与肖鹏金案或许正是对抗暴富与强权的两个暗示？这在当时被扭曲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报的记者们只是注意到，在肖鹏金案发当晚，郴州警方抽调50人组成的专案组。第二天，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出了一支队伍，接管了该专案组。
    周兵元的案件证明，扎根于本土的郴州警力，无法独善其身完成对周兵元案的突破，如今依托外力化解肖鹏金案的巨大影响，当属权宜之计。
    不过，并行于警方，民间舆论也展开了另一场侦查。那些蠢蠢欲动的媒体俨然一个资源整合器，通过重组官员、商人和平民的碎片式记忆，将周兵元、肖鹏金案的共同特征锁定为一点：雇凶杀人。

    第三章　大秘之死
    005
    肖鹏金伏在那里，左手紧扣着枕头，右手伸向头部。侧于一方的双目，撑得圆鼓鼓的。嘴微微张着，像一条想要呼吸的鱼。后脑勺的血洞还在冒着气泡，白色的床单被鲜血染红了一大块。
    房内并不凌乱，但空气中已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与死亡的气息。
    郴州宾馆4号楼601房，临街，距离这一楼的服务台不过两米。但在警方的笔录中，服务员在案发时没有感觉到不正常现象，仅有一名房客表示隐约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
    2003年12月29日，案发当日的21时20分，肖鹏金的两位老乡在电话里约他谈事，肖让两人到601房见面。40分钟之后，两位老乡到达宾馆，敲门未见动静；再打肖的手机，亦无人接听。
    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服务员小红吓得哭了，哽咽了半天才发出狼嚎般的叫喊。正是她，帮助肖的两位老乡打开了那扇相隔阴阳之门。
    这家占地24.74亩的市政府专属宾馆，位于郴州市最繁华的人民路与国庆路、文化路交汇的金三角地带。所设贵宾楼、迎宾楼，各按四星级和三星级标准装修。
    当晚，呼啸而过的警车把不祥的信号传遍了北湖区，4号楼前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他们唧唧喳喳地传递着猜测与臆想。警员很快封锁了现场，并控制了整栋楼的房客。
    服务员认得死者叫肖鹏金。警方很快查到，肖鹏金，男，1951年生，祖籍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县，早年转业后一直在郴州市政府工作，遇害前协助副市长分管并联系城建、公安、消防等工作。
    不要小瞧“秘书长”的能量。按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多少市长、省长、部长（含副职）就有多少秘书长。他们成为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的重要纽带，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近年来还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
    而在同事们印象中，肖鹏金在官场游刃有余，这名“外来郎”除了带有可贵的军人气质，还因为他的个性中突出一个“忍”字：指着脊梁骨骂他，能忍；领导无缘无故委屈他，也能忍。这绝不是无能，而是一种胸襟和海量。
    一个小时后，警方又从市政府调出了另一份档案，这是案发当日肖鹏金的行程安排。下午，湖南省政府消防安全检查组抵达郴州，计划展开为期3天的检查。当晚即入住郴州宾馆贵宾楼。
    15时至17时，肖鹏金参加了省检查组情况汇报会；
    18时30分，陪同省检查组吃晚餐；
    20时至21时，陪同省检查组对城区消防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21时，送省检查组回宾馆
    随后发生的事情，接上了肖鹏金两位老乡的供述。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肖鹏金整个头部有十余处创伤，致命伤在后脑部，但案发房间内并不凌乱。“从现场情况分析，肖鹏金是被歹徒从身后袭击，用钝器猛敲头部致死，凶手作案的工具不太可能是锤子，而是一种便于携带、隐藏、扁状的钝器。”一名警察说。
    警方同时还发现，肖鹏金身上携带的3000多元现金分文未动，公文包也没有被翻过的迹象，“从中可以推断歹徒不是劫财，估计是熟人作案”。
    附近的居民注意到，那晚宾馆门前的警灯闪烁到午夜。当班保安、服务员以及4号楼的房客全被警方带走问话，据说问讯持续了整整两天。当日凌晨两时许，遇害者尸体被运走，郴州宾馆恢复营业。
    依赖于有限的线索，“情杀”版本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宾馆服务员证实，当晚曾有两名陌生女子进入601房间。在这个普民“八卦”的年代里，桃色新闻显然能比腐败获得更大的关注。

    但肖鹏金的妻子很快就站出来佐证，服务员所说的两名女子其实就是她和自己的大女儿。她向警方介绍，因为天气冷，当晚和大女儿到郴州宾馆601房洗澡，“我和大女儿9点半左右才走，没想到10点多他就出事了”。
    若论时间，凶手的作案时间应该是介于9点半至10点之间，也就是肖的妻女离开、两位老乡到来之间。
    舆论接下来的一种猜测，则认为“与其主管的城建、公安、消防等工作有关”。据称，肖在担任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在“关闭小煤窑”、“出租车营运权证拍卖”等工作中可能得罪了人。
    了解肖鹏金为官之道的人，对此进行了极力反驳。在他们看来，文质彬彬的肖鹏金，一副书生模样，他身为一名秘书，既不具备强权行政的性格，也无此实权和能力。肖鹏金的家人显然也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不至于恨到这种地步”。
    在排除这三种可能之后，案情一度陷入僵局。包括警方在内的各方都无法拿出更权威的解释，使得传闻再度膨胀。
    两件命案在身，破案的压力令人窒息。一名警官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必须24小时待命，回不了家，见不了外人。即使是元旦三天假期，也无一例外地用于破案。
    我们的谈话就在郴州宾馆完成，他乐意于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带我到案发现场走了一遭，尽可能弥补我记忆中空缺和模糊的细节。
    006
    流传于社会上的谣言，正在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于破案者身上。他们需要一个迅速的、皆大欢喜的结论给予回拒。
    2004年1月5日，周一，新年元旦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警方并未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而是向几家指定的媒体通报了周兵元案的结果：犯罪嫌疑人陈建文为报复受害人周兵元而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炸药，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那些口无遮拦的新闻记者问起敏感细节，从而更直接地避免新闻发言人可能存在的口误。但劣势似乎更明显，就是从根本上不可能获得信息享用者的信任。
    通报中的周兵元案凶手名叫陈建文，32岁，系临武县岚桥镇古山村人。而临武，正是周氏兄弟的矿业所在地。
    警方的通报特意强调，早在1992年3月，陈建文因犯盗窃、抢劫、破坏电力设施罪而获刑八年。言下之意，周兵元案符合一个有前科案底的青年再次犯罪。这跟传统的破案逻辑如出一辙。
    区区三百余字的通报，只言片语将凶案的因果作了衔接，并简要对照了行凶者与被害者的身份差别。它简单得不足以说明其中的逻辑，余留的疑问为流言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多家省内媒体的正面渲染下，周兵元悬案以此告终，郴州警方甚至获得了来自更高层的奖励。这符合一贯的宣传灌输思路，内定式舆论攻势切断了民众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之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
    但当一个互联网的世界开始成长，传统的信息切割方式已难适应。好奇的公众越来越喜欢怀疑，他们鲜有以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他们对官员之死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从表面上看，公众猜疑的是一个官员的死因，实际上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是对政府责任和透明度的关注。而政府要避免猜测，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应猜疑。
    以周兵元案为例，表面看来这起恶性案件处理得“滴水不漏”。由于陈建文、周兵元两人在案发之时双双毙命，此事无需经过法院即告结案。但是，政府没有选择这样。更显而易见的一个漏洞是，在内定式的通报中，警方并没有给出“陈建文报复周兵元”的充分缘由。这仍然留下了一个足够无限怀疑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遗憾是，警方内部的争议使案情在不经意间“漏水”了。此前，警方已排除了因经济纠纷引发自爆的可能，并通过《东方新报》证实了这一点。另有刑警甚至说，周兵元爆炸案中，可能存在遥控引爆的嫌疑，而非通报中所说的自爆。一些办案民警告诉我，他们很不理解为何要如此草率地定案。
    死者的儿子周志鹏也满腹狐疑。“从来没有听说过陈建文这个人，家族上下也没人跟岚桥镇有过往来。”他说。
    在记者面前，他坚称“结怨一说无从谈起”，并且，即使结怨，也不可能恨之如此。
    家属们的另一种质疑，与之前的猜测相关。他们认为，分析家庭矛盾以及种种离奇的往事，实际已能锁定初步的犯罪嫌疑人，并能勾勒出他跟陈建文之间的某种线条。只可惜，警方并不愿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仅仅痛失了最佳破案机会，更有草菅人命之嫌。
    “这种不透明实际造成了警民之间的不信任，尤其是民众开始对警方附带有反感和失望。”郴州一位警员告诉我。
    他和他的同事越来越深感一个悖论的存在，身为“人民公安”的他们，在提供服务时具有较高风险，甚至不乏丧命之虞，然而这似乎并未缓和民众对他们的畏惧、敌意以及批评。时间一长，他们也很容易产生某种潜意识的贱民心态和抵触情绪。两种扭曲的心理导致了局面更趋恶化。
    观察家更愿意以民主政治的理念来化解这种悖论。他们认为，责任行政既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回应力的高低，回应力意味着公共行政是否能够反映公众的需求并满足公众的合法期待。
    毕竟任何灾祸都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而闭目塞听并不能将灾难抹杀。发生在2003年的那场SARS，已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
    时间充满着问号，我们则是这些问号的主人。而我对这一案件长久以来坚持的怀疑，在4年后得到了印证，周兵元案也在那时得以重见阳光。
    “天湖爆炸案将来是要翻盘的！”当时，刚刚履新的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孙湘隆说。孙湘隆之前是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他的这句预言果然在日后应验。
    姑且就此埋葬周兵元案，我们在本书第二卷中再开棺重验吧！

    第四章　意外之渔
    007现在，逝去的肖鹏金迫切需要获得一个正名，他的家人及同事成了这一要求的最主要推动者。
    名誉之于人，无异于精神上的处女膜。在以名利主导的红道，可谓尘世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欢场，而官员莫不是这个欢场的主角。在历经或明或暗的各色交易，或是无数纷繁复杂的狂欢之后，官员的精神处女膜难免荡然无存。
    此时此刻，秒针不合时宜地滑向了农历年关，民众的记忆也开始变得暗淡和麻木。回望20年或200年来发生的旧事，我们自然更能明白时间对于记忆意味着什么。
    负责侦查肖鹏金案的那些专案组成员，也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新的僵局。他们谨慎地向郴州市委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限制李树彪的出省和出境行为。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正当的提议却遭几名市领导的集体否决。
    李树彪粉墨登场之时，他正担任着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他与肖鹏金同属城建系统，且都是市管干部。除了职务上的交叉，肖鹏金被害当晚，李树彪也住在郴州宾馆4号楼同一层。更有突破性的发现是，李树彪与肖鹏金在案发前有过接触。
    显然，李树彪成了肖鹏金被害案的重要怀疑对象。专案组进一步的消息认为，他们在对李树彪实施问讯时，一个独立于刑事案件之后的经济纠纷业已暴露无遗。纠纷背后的资金流向，已使李树彪的嫌疑呈几何倍级攀升。
    尽管无形的干预一直困扰着专案组，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将这个问题移交给了湖南省纪委。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郴州市纪委获得了追踪调查的权力。
    事后来看，这成了郴州政坛“窝内斗”的一个导火索，长期存在的两股本地政治势力，如同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此时没人意识到，连接火药桶的引线已经着火。
    省市纪检部门联手出击，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李树彪的罪状 挪用公款赌博。
    “赌博”这个词语，此时能迅速触动整个郴州官场的神经。
    在刚刚过去的第17届世界杯期间，郴州市体育局利用澳门赌博方法公开设立赌场，结果在2002年6月25日被市公安局查获，后者现场缴获305万元的现金“赌资”。这件事情经《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后，成为郴州一大丑闻。
    随后，郴州市纪委对市体育局的主要负责人实施“双规”审查。
    案件进展到后期，时任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的曾锦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这名“专管干部”的监督者认为，郴州市委、市政府对这一事件承担“失察”的责任，他义正词严地对大量官员参与博彩的丑闻进行了批评。
    不知什么时候起，官员赌博成了“规矩”。闲暇之余，三五成群，摸摸扑克、搓搓麻将。官员在办公室赌博的场景，近年来也陆续出现在新闻中。这种比金莲小脚还正宗的“国粹”，用不着怎么普及，便已在干部中体现出“众志成城”的实效。

    正文 第四章 意外之渔（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10-3-6 10:34:30 本章字数:1281

    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下的例律只将赌博框定在党规范围之内，而鲜有将其上升到国法查处的高度。偏偏赌博向来不是孤寡之事，而与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猫鼠相连”。在党纪与国法之间，赌博成了一种政治化的工具，当权者可上可下，可轻可重地衡量某次政治斗争的深浅。
    时隔一年再遇官员赌博行为，而且此次涉及挪用公款，作为纪委书记的曾锦春当然相当气愤。这名集党员干部纪律监督、违规查处于一身的监督者，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对那些“蛀虫”进行抨击，并要求彻查到底。
    由43人组成的中共郴州市委员会，是这个地级市的最高决策机构。从中选出的11名常委，则以副厅级以上的级别，不同程度、不同派别地分享着属于自己的职权。有别于其他常委，监管干部成为曾锦春的首要任务。故此，他在各条战线上布置了难能可贵的暗探，时刻掌握着这个辖区内的干部动静。
    当然，曾锦春的职责不包括管理11名常委中的另外十人，这些与自己等身的副厅级以上官员都接受省一级纪委的监督，他只能严加看管自己座下的干部，而身居处级的李树彪正是他看管的对象。
    聪明的曾锦春放弃了他惯用的“双规”（官方称“两规”，一种党内调查手段，指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措施，而是采取了绝密的外围调查。作为呼应，专案组解除了对李树彪的羁押。
    “这主要是防止打草惊蛇，避免政治上的干扰。”曾锦春说。
    这个欲擒故纵的伎俩，一开始并未获得一线办案者的支持。这使他们联想到《西游记》里的经典逻辑：有后台的妖怪都在致命之时被大仙们接走了，没有后台的被一棒子打死。在他们看来，李树彪就是那种有后台的妖怪。如此客气地放过他，简直是犯罪。
    后来，曾锦春在我面前不无得意地炫耀这一战术。
    我们的谈话就在他位于郴州市委大院的办公室完成，他详解了如何利用肖鹏金之死查出李树彪，并由此牵出日后的郴州城建大案。当然，他制造了开端，却没有料到结果 自己终究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案子而落马。这是后话。
    就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影子缩在南方阴冷的空气中，等待着这个日子的消逝。李树彪回到了他位于市政府的家中。
    在那里，一名市领导正在等着他的归来。这似乎极度反常，因为在往年这个时候，都是李树彪往他家上门送礼。由他如此殷勤地登门来见李树彪，这倒是第一次。
    他们欢聚了一会，作为对这次小胜的庆祝。末了，这名领导似乎仍然不放心，他在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各种怀疑与担忧。他要求李树彪“到外面避避风头”，静观其变。他自己则表示，这样关键的时刻，他会去省城跑跑关系，以备不测。
    听到领导的话，李树彪心领神会地支出一笔现金，在领导上车后放到后座。这种默契并非一日练就，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在线头的另一端，纪委书记曾锦春已作了缜密的部署，他如同一个体力强壮、经验丰富的拳手，静观对方的动作以完成致命一击。

    正文 第四章 意外之渔（3）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10-3-6 10:34:31 本章字数:1454

    008
    那天热得与当时的季节并不相称。南方的太阳暖暖地打在人身上，刺着双眼。
    如果你仍然不相信气候变化对这个绿色星球带来的影响，那就呆在南方的城市，体会一个春天与一个夏天的过渡吧。
    广州番禺就像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日光下修复着每块伤疤。锦绣香江花园，那高大的门庭，令普通来访者自觉卑微。这里依原生地貌而建，自称是低密度超大型国际化社区，每平方米均价超过12000元，聚集了共和国一部分率先暴富的人。
    袁亚军和他的三名下属就像不速之客，在保安的陪同下进入了小区，他怀揣的那张逮捕令，就像随手而立的一挺冲锋枪，既有冲锋陷阵的底气，亦不乏安全的保障。是的，这样的时候，一纸政令就足以抵过一挺冲锋枪。
    这是2004年1月31日，正月初十，春节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他们此行猎捕的对象正是李树彪。
    两天前，按惯例，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人员开大会，副处级以上人员都得参加。但身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树彪却莫名缺席。一位市领导当众拨打他的电话，发现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一细节触动了郴州市检察院反贪局长袁亚军的神经。在新年上班前，曾锦春领衔的市纪委，毫不留情地捏住了李树彪的七寸，很快这些线索转到了市反贪局长袁亚军的案头。春节期间，曾锦春甚至不厌其烦地提醒检方：李树彪有畏罪潜逃的嫌疑，该出手就得出手了。
    初八那天，反贪局的高层举棋未定，期待第二天出现的奇迹。但到初九，传统的上班第一天，李树彪仍未出现在郴州。袁亚军亲自带队连夜赶往广州。那时候，他们只是隐约听说李树彪在锦绣香江花园拥有一栋别墅。
    郴州本是湖南的南大门，出境经过韶关、清远两市，即入广州。车至番禺，天已大亮，羊城仍可见一派浓浓的新年气象，鞭炮声在城市上空此起彼伏。
    整个上午，袁亚军们就在锦绣香江花园排查那栋别墅，但户主名录中并无李树彪。但很快，他们眼前一亮，发现紫藤苑7街11号的主人名叫李庆容 此人正是李树彪的前妻。
    办案人员请来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先切断水电，不见房主前来咨询；再乔装成水电工入室，发现屋内无人。
    这是一套三层200多平方米的联排别墅，门口的草坪整修一新。入内，地面是灰白的大理石地板，拐角扶梯带有意大利风格，壁画不乏名家手迹。
    这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他既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笃信佛教，又沉醉于西方美学。在他位于郴州市政府的家里，恭敬地摆放着观音、财神、关公，还燃着香炉；而他在广州的这个别墅里，却挂满了以西方女性体态之美为主题的油画。
    客厅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两只高脚玻璃酒杯，其中一只杯底以一根鲜明的红线为界，残留着剩下一口未喝干的红酒。酒柜上有国酒茅台，以及一瓶产于瓦尔德佩纳斯的葡萄酒。
    主卧里有一个单独的衣帽间，里面整整齐齐挂着数十件名贵时装，一个国产的保险柜躲在衣柜一角。除了内衣和睡衣散乱地扔在卧室窗前的那张欧式摇椅上外，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原处。
    主卧的洗手间足有15平方米，圆形浴缸足以躺进两人，余下的半缸水漂浮着浴液的泡沫。梳妆台上陈列着几件奢侈品，如一对钻戒和一款女士欧米茄金表。
    推窗可见，别墅区东西长、南北窄。从南到北流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人工小河，河岸边和楼宇间到处是成片成片的绿地，宁静而美丽。
    “看这家当至少也值几百万，这孙子哪来的钱呀？！”一个办案人员站在卧室的落地小阳台上，眼睛定格在窗外的人工河上，不无愤懑地骂了一句。
    即使是反贪局长袁亚军，也很惊讶于眼前的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强大的现场对比已悄然刺痛着不忿的心脏。他们强忍彻夜未眠之苦，分头暗伏于别墅内。
    下午4点半，李树彪开着他的广州本田出现在别墅门口，在小区保安的协助下，三名检察官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李树彪。在他的本田轿车内，侦查人员搜出了一本护照，八枚私刻公章，以及大量的银行票据。
    乘着李树彪惊魂未定，侦查人员就在他平日销魂的别墅内迅速展开了讯问。
    “怎么没去单位查账？”
    “怎么知道我住在番禺？”
    李树彪并没有直接回答讯问，而是惊诧地反问侦查人员，他实在没想出自己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
    “这张500万元的银行汇款单据是怎么回事？”检察官突然发问，打破了别墅内的寂静。
    “这是 ”李树彪接过复印件，强装镇静的他，实际上已控制不了那发抖的手。在赌场上成千上万地输钱时都没抖过的这双手，此次却已由不得李树彪了。
    检察官出示的纸张，是从李树彪轿车里搜查出来的银行汇票，记录了他在2003年10月指使别人在银行骗取500万元资金汇到珠海的犯罪事实。
    通过适时、主动地出示证据，李树彪的幻想被一个个击破，审讯有了进展。
    外围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李树彪的涉案金额在一步步扩大。
    不出五天，金额突破了4000万元，“这很可能是建国以来郴州第一大案”，郴州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案件的严重性。
    在随后的案件分析会上，市检察院检察长许庆生作出几点指示：立即通知各县区法院，对涉及李树彪的贷款资料全部进行收集；迅速冻结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全部银行账户，防止经济损失扩大；马上报告省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获更大的支持和指导。
    配角入网之际，大幕已经拉开。

    第五章　递罪原则
    009
    会议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火药味。
    这个联席会议在一张小圆桌上召开。一侧是那些总编，一侧是他们的主管领导。尽管双方级别一样，但主管者如黑云压顶般开始发难，对面的总编们则面面相觑，如坐针毡。
    一名官员当众拍起了桌子，他有恃无恐地大加指责，好像是训斥自己的孩子。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公开的对峙，事后却有着难以平息的埋怨。
    主题正是有关李树彪案的报道，一双无形的手正以极端的方式遏制着关联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会后第二天 2004年2月13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五。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当天省城最重要的四份都市报 《长沙晚报》、《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东方新报》，同时在头版显目位置刊登了一则“道歉声明”：
    声明/本报昨日《数千万公款输得精光》一文，因没有事实依据，导致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并向读者致歉。/《长沙晚报》本报编辑部
    声明/本报昨日A1版《挪用数千万澳门豪赌》一文缺乏事实依据，严重失实，特向读者致歉。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否则后果自负。/潇湘晨报社
    声明/本报2月11日A1版《澳门输光千万》一稿，因没有事实依据，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特向读者致歉。/《三湘都市报》编辑部
    声明/新报2月11日《凶杀案牵出豪赌官员》一文，因没有事实依据，导致报道严重失实，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并向读者致歉。/东方新报编辑部
    四篇新闻报道的关键词包括“豪赌”“挪用公款”等，主角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刚刚落网的李树彪。
    针对李树彪的报道，是继周兵元案之后四家省城媒体的又一次集体行动。那些总编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在一线记者的怂恿下，并不甘心缺席这个新闻旺季。他们行动的一致性成就了李树彪，让他一举成名的同时，也随手将他摔向了地狱。
    这四份日报中，《长沙晚报》的历史最悠久，创刊于1956年7月1日。其作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报，始名《长沙日报》，1961年1月改为现名。这份报纸在湖南报界创下多项第一：1997年率先实现天天出彩报；1998年在全省首次实现采编系统电子化；2001年7月13日，长沙晚报报业集团获准成立，这是湖南省第一家报业集团，也是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党报报业集团。
    当然，这份日报的最大局限在于它的发行范围仅覆盖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地。省城长沙，与工业重镇株洲、红色故里湘潭呈“品”字布局，由此构成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株潭城市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获准全省发行的《三湘都市报》，自1995年创刊以来就享有“三湘都市，一纸风行”的美誉。
    《三湘都市报》的垄断地位随着《潇湘晨报》2001年3月9日的创刊而改变。这份由湖南省出版集团投资的日报，以纯粹硬朗的新闻风格和纵横捭阖的立体报道，在湖南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晨报旋风，并改变着读者原有的新闻理论和阅读习惯。
    在创刊早年，《潇湘晨报》拥有一帮坚守职业道德的颇显傲慢的记者，他们一部分来自《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等老媒体，一部分来自新闻学院，一部分则完全是社会能人转型。一开始，他们拒绝“指定”文章，也防止成为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也正因为这种最敢讲真话的个性，《潇湘晨报》迅速成为湖南最具影响力的早报之一。

    以党报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的《长沙晚报》，随着压力的加大，遂将旗下的《科学晚报》改成日报，这正是第四份日报《东方新报》的前身。
    就李树彪案而言，《三湘都市报》、《东方新报》率先，其他两报次之。各报的内容基本与《东方新报》所述相同：
    （本报讯　记者×××） 昨天，在郴州街头传得沸沸腾腾的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标挪用公款到澳门参赌被抓的消息，记者已在郴州市纪委得到证实。
    据悉，李树标此次在珠海市被捕，是在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被害一案的调查中“无意”牵出的。据称，肖鹏金被害当天，李树标也住在郴州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树标核实情况时，李尚未开口便高度紧张，如同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一事和盘托出。
    据知情者反映，李树标此前曾多次到澳门参赌，生活十分奢侈。为饱口福，曾乘专车“不辞辛苦”赴广东品尝野味。目前，此案正在深挖中。
    尽管行文并不出彩，但这篇颇有看点和卖点的新闻，在肖鹏金案尚未最终披露侦查结果之前，已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猜测心理。
    不过,这篇通稿的作者误将“李树彪”写成曾用名“李树标”。区区丙三百字的小稿，很快经由全国媒体的放大，招致各界对郴州官场议论纷纷。潮涌般出现的评论，将这个新闻事件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时候，由于新闻报道的无法跟进，评论很快做了代替，由此弥补了新闻的匮乏。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舆论足以杀人，全国人民的口沫足以将一个人淹死。李树彪的命运事实上已经注定，甚至可以说已判了他死刑。
    遭遇诘问的当权者忙于四处救火，但他们没有选择正面回应，而是计划将传播范围压到最小。一位总编建议，面对公众日益膨胀的追根究底的兴趣，政府部门应该直面回应，以期改变“黑箱”形象。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相反，他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
    在湖南，新闻媒体的“道歉机制”始建于2003年11月11日，在郴州连环命案发生之前。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的李江在当天召开的湖南省会主要新闻单位新闻通气会上要求：新闻媒体要建立“道歉机制”，媒体必须对刊登的虚假报道向公众做出道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健全针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机制。
    李江还表示，对虚假报道，除了媒体自身监督之外，主管部门将一定坚持让其做出“道歉”。李江说，社会上确实有少数阴暗面，需要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这是社会赋予新闻媒体神圣的职责。但是行使舆论监督权，一定要准确、公正。对于虚假报道，媒体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力度，坚持“道歉”。
    时间仅仅过去了三个月，省会四家媒体因为李树彪案，一同充当了“道歉机制”的践行者。四大报集体道歉的场面蔚为壮观，有业内有人士曾戏称这是媒体的“黑色星期五”。以现在的因果关联考量，此事完全可以写入新闻史。
    010
    可以割一磅肉，却不能流一滴血，困扰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这道难题，如今摆在了老牛面前。
    老牛在湖南新闻圈已混迹数十年，终于由一名普通记者爬到了报社高层的位置。李树彪案集中曝光后，更高层要求他处理一线的记者。他给自己预设了一个底线：可以实施经济上的处罚，但绝不能因此对记者除名，除非先把他开掉。

    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足够应付权力高压的政治智慧。事后，他的强硬为一线记者保下了工作，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被列入了重点管理的名单之列。
    “我们这些记者就是猎人，对食物的追求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前的狩猎时代，洞里没有余粮，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老牛说。
    他把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比喻成一个生态圈，根据游戏规则，记者被划分到各自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分口。有的是草原，有的是红土。他们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物质与精神的均衡。
    老牛试图通过这种说法抵制来自上层的“饿狼说”。那些官员对“饿狼说”的阐述是，自命清高的新闻记者就好比一群饿狼，既灭之不净，也不能惯养，要偶尔提供一些新闻猛料满足它们的需要，免得行凶作恶，肆无忌惮。
    一时间，“饿狼说”成了新闻界的热闹话题。
    在《东方新报》的报道中，大量出现的“据悉”、“据称”、“据知情者反映”等，这是至今各媒体的通病，也是现行体制所造就。
    支持“饿狼说”的官员，责令记者必须交代新闻来源，以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和可能存在的泄密问题。在他们的高压下，好几名记者受到无辜的处分，轻则警告，重则开除。
    这显然能获得地方政府更大范围的支持，因为它提供了一套“优化”的法术，并成为后者屡试不爽的法宝。
    我乐意用“递罪原则”这个新名词，来概括一个隐性的流行于现实社会的游戏规则。
    在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公共事件中，这种递罪原则由于长时间处于隐性状态，鲜为民众公知，只有受害者的痛楚被偶然放大并获得广泛关注之后才显露出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与我交流时表示，类似公共案件随着舆论关注度的增强，得到部分乃至全部修正，比如近年来陆续出现的孙志刚死亡案、邓玉娇防卫案等，均已得到部分印证，这也充分体现了言论自由在当代中国的特殊价值。
    但在更多的案件中，递罪原则实际上还处于一种隐蔽状态。尤其是位居内陆的2004年的湖南，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环境，都无法有效地将此露之于众。
    在湖南媒体的道歉事件之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参考》杂志刊发了长篇评论，撰稿者从技术层面上分析了李树彪相关报道的主要问题是“交代不清、含糊其辞”，“根本不是一条真正的、负责任的新闻，起码是一条要求不全、经不起推敲的新闻。由这样一则含含糊糊的新闻来传达如此一个重大信息，显然是一种草率的行为。出现这样严重的失实报道，媒体作出道歉应是完全理所当然”。
    这篇文章在结尾教导大家：“我们的新闻工作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它在党的领导之下，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都极其重视新闻工作，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该怎样报，不该怎样报，每个时期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时候违背了党的纪律，什么时候我们的新闻宣传就会犯错误，这是规律，也是常识。”
    但是，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并不认为这一报道失实，他告诉我：“报道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烧了人家的后院，当然有人急了，跳起来了。”
    他又以一种反思的口吻认为，李树彪被抓的消息是从纪委发出来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面影响，“挑起了内部矛盾”。
    老牛认为，在大事件面前，各家媒体有着难得的一致性，如同遇上战争的美国人，出现百川汇一的局面。一旦事情过去它们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为经济利益上的竞争者。
    这一点，在2003年度的中国媒体身上有着共同的表现。它们已成为一种集体力量，尽管有时候它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应该交代的一个背景是，中国媒体最近的一次成长期肇端于2001年，当时潮涌的新闻事件包括黑哨、冠生园、基金黑幕等，2003年SARS、孙志刚案引起媒体的一次次狂欢，至2004年8月滑入调整紧收期。
    2003年的中国媒体出现了拐点，尤其是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取得了长足进步。大致归类，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一分为三：一类是传统的调查报道，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显然是最重要的监督方式，存在着影响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等特点；一类是互联网集中并备忘的海量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这使得监督的端口前移至预防方面；另一类则为时评，即是依托评论升华个案，形成热点，从而集中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时评因风险、成本相对较小，而一度成为流行中国的监督形式。
    我比较认同专攻于新闻学研究的展江对于中国舆论监督阶段的论述。这名法学博士认为，中国舆论监督阶段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至2002年，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网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尤其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为先锋，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我对平面媒体的补充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财经》成为主要力量。
    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1月至2004年9月，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其中20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和SARS报道。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
    有待说明的是，这一舆论监督的高歌猛进并非监管者的放任，而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技术变革带来的交易平台，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监管者始料未及的机遇。当监管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拐点自然随之出现。
    于是2004年9月起的第三阶段，开始禁止异地监督，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但不受此限制的时评，却异军突起。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但他们的网名如十年砍柴、五岳散人等，却如雷贯耳。
    第四阶段，即2007年以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展江认为，目前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
    反观郴州，在李树彪前后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及发展，同样未能逃离这一变化趋势。

    第六章　赌棍沉浮
    011
    我对李树彪案的全方位调查，直到2005年春节才展开。这时的新闻环境已经不太理想。
    在老家湖南度过春节后，我赶到株洲市调查刑警何松林持枪抢劫一案。元宵那夜，郴州两个朋友驱车数百里赶到株洲县城，陪我过节。他们一致寄望我能还原李树彪的赌棍人生。
    2005年3月，湖南省前往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都看到了题为《李树彪豪赌与郴州1.2亿住房公积金挪用真相》的报道。文章的指向，已准确无误地瞄准了他的那名领导。事后证明，我耗时十天完成的那篇约8000字的报道，不仅在当地官场形成了震撼，同时也为业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肆引用的经典版本 至少从那以后关于李树彪案的所有资料，大抵都会从中引述。
    此前的新闻报道，将李树彪定格为“一个豪赌者”。依此有限的信息，并不知情的评论者，开始抨击这一腐败个案的制度缺陷。
    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李树彪的发迹，可谓之一个“买官卖官”的典型样本，基于此，还能透视当地腐败生态系统环境中的特性，以及一个更大的官商勾结阴谋。
    李氏原名李树标，1964年生于郴州市宜章县梅田乡荷叶塘村。那里埋藏着他的祖先，还有他的初恋。
    宜章古称义章，建制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它雄踞湘南边陲，地处楚尾粤头，居七泽之末，联五岭百粤之徽，进可制韶关，退可蔽衡湘，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楚粤之孔道”。
    宜章县总面积2142.72平方公里，总人口54万人。这个县域2008年的生产总值仅6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48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474元，而农民对应的数据仅2416元和2415元。这样一个低调、贫困的县境，却拥有红都、宜章、君泰和新华四个四星级大酒店。这里只属于不露财富的矿山老板，而不是那些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不足一万元的城镇居民或穷苦农民。
    李树彪幼时家境并不宽裕，在完成初中学业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军人履历，这一度是这个农民家庭的骄傲。
    在李树彪故里，至今可见一处方形围栏，栏内植一棵苍劲松柏，旁有假山相衬。据称这是李树彪发达后耗公款建成，意在标榜其原名“李树标”。但此后不久，他又对一个朋友说，“树标”二字“太土气，没霸气”，遂改现名。
    早岁之时，父亲问他人生有什么追求？他回答金钱和美女，父亲凶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他马上改口回答事业与爱情，父亲赞赏地摸了他的头。在这种对话中展现出的油滑与机智，日后成了李树彪的生存资本，并自一开始便注入了他的基因。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郴州市汝城县的郴州冶炼厂车队当一名普通司机。这份工作得益于他曾任市统计局长的叔叔的帮助。
    因郴州冶炼厂倒闭，李树彪一度待业。他曾回宜章做过煤炭生意，但无功而返。再经叔叔运作，李树彪先后在郴州市统计局、市体改委当司机。
    对李树彪而言，为官的叔叔就是他的铁饭碗。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铁饭碗的真正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所以坐享这一资源的李树彪，很快在郴州打通了各路关节。
    喜欢打麻将、玩纸牌，曾是李树彪留给同事们的主要印象，也是他寻求方便之门的不二法门。赌博还使他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这显然有悖于司机的生活习惯与职责。
    郴州市劳动局一名官员回忆，1990年左右，他亲自为李树彪办理了“军人”转业为“工人”手续，当时的材料均为造假。
    四年后，李树彪离开郴州市体改委车队，和朋友筹建郴州市科达燃料公司，挂靠在市体改委之下。当时煤炭供大于求，公司可以从煤矿低成本赊货，然后脱手套现。
    一块煤从郴州的深山老林，一路颠簸至珠三角的电厂，区区数百公里，利益却可暴涨三倍。那时的郴州尚未开发，而远在珠三角的工业企业，对于能源的需求像任何机构一样，既独特又具备普遍性。
    发展到后来，活跃于郴州各产煤县市的李树彪，开始通吃煤炭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润，甚至将触角延伸至生产环节。
    李树彪曾想过专攻煤炭生意，但后来他放弃了。那时候的采煤技术相当简单，可供使用的机器如同黑白电影中的道具。没有传输皮带，没有溜子，工人没有呼吸器，当然更没有综合采煤机械。他认定自己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因为置身于一个完全由黑色粉末填充的空间之中，这个懒惰的年轻后生唯一的感觉就是窒息。
    那时候，他正在追求比自己年幼6岁的李庆容。这个工商所的小职员，身高一米六八，身材苗条，颇有姿色。那时，李庆容有了父母介绍的对象，对方是一个有钱的黑脚板暴发户。除了钱，李树彪不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会输给暴发的矿老板。
    年轻的李树彪向暴发户发出了挑战。一次当着众人的面，李树彪把李庆容从轿车中抢了下来，张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她。小姑娘也热烈地回视着他，她眼底所燃烧着的那份痛楚与坚决，又再次将他折倒了。
    她的嘴唇翕动着，泫然泪下，终于问：“我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比你所体会的更重要！”李树彪说，“我要你，要定了！你订婚，我要你！你结婚，我要你！你离婚，我要你！你当了寡妇，我还是要你！”
    任何女孩都会为之感动。李庆容也不例外，她眉端微蹙，眼泪沿颊滚落。
    从这以后，她不从父亲，不随母亲，做任何事都不再参考别人的意见，永远只以自己喜欢或不喜欢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回忆起那一幕，目击者不无感慨地说，除了年少时的冲动，这也符合李树彪一贯的赌徒心态。
    看守所里的李庆容，似乎并不乐意重述那些往事。她讲话时，头都会习惯地低垂下去，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她是个身材匀称的女人，落网被查的日子里，尽管衣服像她的额头一样满是皱褶，但言行举止间仍可依稀感到她曾有的富裕生活的余晖。
    她言语不多，但能透露出的信息包括：李树彪追求到她后，并未在这棵树上吊死，他还有着许多的“小女朋友”。奇怪的是，已为人妻的李庆容并不对此计较，而是“拿了钱就不操心其他事”。对李树彪在外的情况，她从来不闻不问。
    对于这种超乎常人的立场，我一度表现好奇，结果被她的一句“难道我能离婚？”所终结。实际上，他们后来果真离婚了，但在财务上却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最终被司法机关定性为“假离婚”。
    我们的谈话并不愉快，实际上也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信息。
    后来她说，她初期对李树彪唯一的要求，就是尽早结束煤炭生意，谋个一官半职。好在短暂的经商为李树彪带来了不菲的身家，他还赢得了“文化不高、智商很高”的评价。
    1997年底，李树彪放弃煤炭生意，再次回到了郴州市体改委，他的身份已由工人转为干部。在1998年由上至下的一次大规模机构改革中，他调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官至副科。
    “可以肯定地说，李树彪为这个身份转换付出了代价。他的代价就是不断替人埋单。”亲近他的人说，赌博成了他变相埋单的一种方式。

  随着官阶的晋升，李树彪的“坐骑”由破旧的桑塔纳换成了广州本田。另有一台伊威特和一台沙漠王子，则专供他领导的情妇使用。
    得遇李树彪的一名女青年，对外向以“坐拥大奶名号，享受二奶待遇”自居。这事让李庆容知道后，李树彪受到了警告，甚至被长时间“性制裁”，但这也没能改变李树彪的花心。
    李树彪时常亲自驾车来往于郴州广州之间，并一定要请人陪同。他一边开着广州本田，一边乐此不疲地怀念当年驾驶吉普的岁月。跟其他贪官不一样，他从不包养情妇，更热衷于以高价和陌生女子过一晚。
    一个从反贪局流传出来的故事是，某次李树彪与一老板在澳门过关时，看到两名美貌年轻女子，两人便打赌，要各自出钱将两女子包养一晚。李树彪先开价2000元一晚，那名老板开出4000元一晚，最后攀升至两万元一晚。两女子居然放弃出关，与李树彪一行返回内地。
    掐指算算，李庆容已经年过而立，成熟与美艳各占生命的一半。若不是东窗事发，间或还掺有青春期尾巴上的那点不顾一切的疯狂，年龄容貌身材与荷尔蒙都拿捏得刚刚好，是身为一个女人最理想的状态。
    李树彪与李庆容的离婚手续是在2003年办的，这距离他们出事不到半年。反贪局在隔离审讯两人后，认为这是真手续假离婚，意在转移其家族资产。于是，紧随李树彪案，李庆容也因窝藏罪被逮捕。
    012
    李树彪不止一次地向赌友们提到两个“没想到” 没想到自己能当这么大的官，没想到自己能掌握这么多的钱。
    此话有其背景：2002年年底，李树彪效力多年的郴州市体改委撤销后，原来从属于体改委的市房改办收归市政府直接管理，与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级别连升两级，已至副处。
    不仅如此，郴州下辖各县区的住房公积金划归市级统管，资金总额高达6亿元。而据《郴州日报》报道，2003年郴州各银行流动资金总额不过15亿元。在郴州所属分行中，除了重头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之外，李树彪掌管的这个资金池足以跟“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相提并论。
    这对贫乏的地方财政而言，无疑是富矿。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快速膨胀趋势，存在隐蔽性强、透明度差，以及偿债力低、违约率高的特点，债务风险日渐凸显。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沉重，已经严重影响到本级财政的运转。从总量上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数以万亿元计，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继续放大。
    几乎每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均可借助于中央的财政刺激政策得以扩张。于是，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在中国的县市反复上演。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在充分、彻底地用足这种幸福时刻的每一分。地方政府迅速形成的融资平台或资金池，都会得到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券商的支持，他们通过这种融资平台向资金池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弹药”。无论以何种方式，哪个渠道，实质是一样的 化银行资金为资本金，增加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综合负债率到底是多少，对于资金流向和偿债能力的疑虑也从未消失。但金融机构们集体选择了相信政府。
    于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潜力正被用到极致，甚至已超过了破产的临界点。
    长居于此的百姓并非这种狂欢的参与者，李树彪却在这当中迎来了命运的拐点。用李树彪自己的话说，他成了当地各商业银行花大力气拉拢的“财神爷” 谁拉得了这笔巨额资金的存贷权，无疑享受着大宗业务。其中，这个资金池作为地方政府专属，又起到了远比商业银行更便捷的融资渠道，比如通过这一资金抵押找银行贷款，更是百试不爽的方法。

    对于一个运煤司机出身的小吏来说，显然没有抵挡这一权力诱惑的心理准备。按照中国现行制度，财政上的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以及官员微薄得不切实际的俸禄，要遏制他们获得额外收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尤其是县政一级，利用职权获取额外收入甚至已成唯一目标。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很少有人看到李树彪在郴州上麻将桌。“太少，不够刺激。”李树彪如此拒绝邀请他的人。
    暴发户式的举动背后，其实隐藏着某种不安。从2002年开始，在宜章同乡张志的指引下，李树彪第一次去澳门赌博，并赢了100万元，这令他心花怒放。
    在向专案组回忆那一次的细节时，李树彪言语间还陶醉在纸醉金迷中。他说，第一次去澳门，就享受了平生没有见过的炫目场景 在巨大喷泉点缀的广场，长达15分钟的焰火表演照亮了澳门的天空。人们相拥入席，一番刺激后便是赢钱的快感。100万元，他第一次感觉钱来得如此快，如此容易。
    那夜，他毫不手软地将5万元花在了宵夜与床笫之上。他认为自己重拾了少年的冲动，以及生命的意义。
    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他不仅将上次所赢资金输掉，还赔了200万元。
    比李树彪少一岁的张志，后因涉嫌挪用公款和赌博被捕。此人在郴州的口碑不佳，他的年龄、成长经历和级别跟李树彪惊人相似，“都是靠端茶倒水一步步爬到了副处级。”甚至于他们俩的转干，还出自市政府的同一份文件。
    李树彪被捕时，办案人员从其身上搜出一本港澳通行证。证上的照片是李本人，但用的是化名“林康全”。
    郴州市的一名商人，在2003年9月的一天，曾陪同李树彪去澳门目睹了一次豪赌，李最后一把赢了300万元。“场面太大了，看看也够受的，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这名商人说。
    但他注意到，单笔输赢100万元，李树彪连眼睛都不眨。“这人肯定完了，我们的公积金也完了。”他的朋友说。
    2003年无疑是李树彪赴澳赌博最疯狂的一年。据检方查证的记录，当年9月30日至10月18日19天里，李树彪共3次进出珠海拱北海关。记录显示，李树彪从拱北海关频繁出入珠海澳门，通常都是头一天去次日便返回，也有当天去当天回的。
    李树彪被捕后也供认，他如此频繁地往来粤澳，正是为了赌博。据说他在赌场上曾一次性下注400万元，并因此引起国际刑警的注意。
    有人评价，李树彪是一名“被生活和权力训练成的无所畏惧的职业赌徒”。这句话的含义有两个：首先，李树彪曾出身底层，曾相当长时间为生计奔忙；其次，他的赌注并非是自己辛苦创业而得，这种轻易之本加剧了他的赌徒心态。
    在他生命的轨迹中，大胆激进的风格曾使他赢得了妻子与公职，遗憾的是，赌桌上永远没有常胜之主，这种风格注定他输得比谁都惨。
    很少有人清楚李树彪心里在想什么。2005年8月24日，他在看守所与记者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住房公积金简直就成了你个人赌博的资金库，你的提款机。”
    李树彪：“怎么能说是我个人的提款机呢？我当初都办理了贷款手续的，贷一笔还一笔，基本上都能按时还款。”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还款了？”
    李树彪：“2003年8月份以后，那段时间我总是输钱。以前我都能采取措施还款的。那段时间输得太多了，暂时没办法想了。也老想着赢了就还，没想到我那段时间手气那么差。”
    记者：“在漏洞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害怕过吗？”
    李树彪：“在几百万的时候我害怕过，但是后来到了几千万的时候我就没有前面那么害怕了。当时我不是不急，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急。后来，我觉得好像总有机会赢，应该是有机会赢的。到最后的时候，2004年春节，我确实没那么多钱了，我就到处找钱。”
    记者：“都向哪里找钱了？”
    李树彪：“找相关的朋友。我利用春节的时候到澳门去借钱，找澳门比较熟悉的赌厅老板借钱，他们都答应了，但他们的钱要过正月十五才能借给我，我在初九就被抓了。”
    记者：“借的钱能还清所有到期款项吗？”
    李树彪：“全部还清肯定是有困难的。”
    记者：“赌场老板同意借钱给你？”
    李树彪：“愿意的。我毕竟在那里赌了那么长时间，我在那边赌得大，还是有点名气的，一是他们觉得我肯定有钱才赌那么大，二是他们相信我有这个偿还能力，所以答应借钱给我。”
    记者：“你是怎样进入澳门赌场的？”
    李树彪：“我最初去澳门赌博是一次旅游的时候，好玩嘛，玩得很小的，就一两万块钱，后来就玩大了。”

    第七章 三个不准
    013
    在媒体集体道歉事件之后，胡桂生遭遇了生平最严重的一次封杀。正是他撰写的关于李树彪的消息，使得省城四报把李树彪与肖鹏金之死拴在一起。
    不能忽视舆论带来的压力。尽管当权者急欲掩盖，但肖鹏金案值此风头拐向，使人们的注意力投到了李树彪身上，哪怕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副处级干部。
    正在经历复杂转型的中国，目前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媒体，但是共和国的公民通过互联网所架设的一个平坦世界，已体现出高涨的公众参与意识。这跟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已完全不同 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领土里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国家仍然存在，但是私人领域扩大，同时存在一个公共领域 在社团领域仍被压制的现实社会里，网络却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
    当然，网络并非那么可靠，尤其是时下“标题党”的肆虐加重了信息不可靠性。
    比如，你在看一篇引人入胜的时事报道，一旁闪烁的小图片点题“女大学生床上功夫了得”，你终于狠下心停下正义的事业，脸红心跳地点击进去，结果却是：女大学生宿舍里，床上的被子叠得非常整齐。
    又或你在看一篇条分缕析的宏观评价，一侧的图片新闻“女大学生走光了”，你终于忍不住抛开金融危机的蔓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点击进去，结果是这样一张图片：在一个大学的教室里，只剩下男生还没有走完
    虚拟的网络就是以最小的沟通成本，传播着不用承担责任的信息。其中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体。活跃的公民、积极的公民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
    胡桂生就是这样一个个体。
    小矮个，深铜色皮肤，长着一张圆胖的男孩般的脸，带着和善的笑容，这是胡桂生给人的基本印象。
    54岁的胡桂生，曾任郴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工会主席，退休后“专职”从事民间维权活动。他目前的身份有两个：一是郴州市“3?15”志愿者，自称“专门处理消费者协会处理不了的问题”；一是不少媒体的特约记者、通讯员，经常写批评报道。
    有人说，胡桂生顶得上半个郴州市长，他没有行政审批权，却支配着众多耳线。向他提供猛料者，除郴州市政府各机关要职人员，还包括各县区志同道合的“线人”。他就像有一双“顺风耳”，总能及时获悉第一手新闻。
    在肖鹏金被杀案中，胡桂生表达出强烈的知情欲和怀疑度。在他看来，正视官员被杀的幕后隐情，对于警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以及净化社会风气，都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事实上，这种幕后隐情常常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交叉口”与“晴雨表”。胡桂生作为长期生活在这一社区的公民，总是有着切身的感受。对于这种隐情表达出的持续兴趣与关注，使得胡桂生有着比别人更多的线索，以判断事情的新进展。
    “要毙我的稿子，不如先把我毙了。”这位传统体系下的局外人，在当地喉舌处处受阻的背景下，始终与外地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作品中对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切身关怀和详尽观察，与那些试图借此获得公众好感的媒体一拍即合。

    
    长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凡外地媒体进入郴州采访，头一个预约拜访的对象就是胡桂生。他不同于一般的地头蛇，因为他比后者要多一份热情。
    吃辣椒长大的湖南人，有血性和刚性。区别于四川的麻辣、贵州的香辣、云南的鲜辣、陕西的咸辣，湖南的辣是干辣，饱含粗暴和雄性，有着怕不辣的豪情。胡桂生传承了这种性格，加之他所在的郴州，毗邻言论更自由、民间社会更有活力的广东。于是，《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总在郴州之境有着稳定的读者群。
    毫无疑问，针对胡桂生的封杀是立竿见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个人能力的发挥。他只得作了短暂的休隐。
    其实他并非第一个被封杀的对象，在此之前的1999年2月，时任苏仙区白露塘镇党委副书记的李韦群，提笔写下《五岭大广场补记》杂文，批评市委大搞形象工程，他因此被撤销党政一切职务。
    2006年的一天，李韦群在我面前重温旧事时，表现出满脸的无辜与无奈。他曾有大好的仕途，因为那次变故而化为乌有。但跟胡桂生一样，由于无法做到财务上的完全独立，他也并不能由此断裂与这个体系的关系。如此裙带相连，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寄生关系，以及一种言不由衷的尴尬。
    对于这类眼中钉，主事者双管齐下，从两个渠道遏制同类事情的发生。
    首先是以正视听。
    2004年2月28日，警方通报了肖鹏金非正常死亡案的调查结果，犯罪嫌疑人首春青为郴州宾馆保洁员。据其交代，2003年12月29日晚上，他见肖鹏金一人呆在601房内，便随即潜入将其杀害，并抢走肖衣服口袋里的1000余元现金及手机一部。手机被他以1300元的价格卖掉。
    警方在通报中还补充了一个细节：首春青嗜好赌博，案发前欠了一大笔赌债。
    这同样是一个无法服众的结果。最起码的一个疑点是，案发时死者身上有6000多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未被劫，这与疑犯杀人劫财的动机严重不符。
    湖南省经济电视台的报道，巧妙地点出了这一疑惑。胡桂生本想再次借力于平面媒体，但那个时候，已无人附和。
    其次是从根源治理。
    一个事后已获证实的消息显示，主事者专程邀请其他部门人员开会，计划商讨更周全的封杀计划。据说这是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体现最高意志的一名市领导在反复开会后强调，不仅要对胡桂生，尤其应该对那些“耳目”实施封杀。
    014
    “三不准文件”就这样应运而生。
    这份由郴州市委于2004年3月8日发布的文件，编号为“郴【2004】1号”，共4页，约千言。由郴州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共同实施。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文件借此认为，“为控制市外新闻媒体的恶意负面炒作，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维护郴州良好形象”，对全市各部门单位及人员接受采访、提供新闻线索及新闻发布规定如下：
    之一，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和新闻单位的采访介绍信，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且采访安排必须经主管部门；
    之二，突发事件、重大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和严重违纪案件在未调查和审结完毕前，关联人员不准透露案情和进展，更不得擅自接受采访；
    之三，任何部门单位不准随意召开新闻发布会，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受邀媒体名单。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之机构和个人，郴州市纪委有权给予严肃处理。
    一个体现郴州高层意志的人甚至认为，政府有人泄密，那么根据对称法则，政府情报机关应该去用各种监控手段来查出这种泄密究竟是谁干的。
    这显然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提议，因为两者并不具有对称性。要知道，政府内部泄密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通过控制政府内部保密工作的流程就可以遏止它。而让政府进行无限度的监控，意味着政府过度扩权。
    但他们如愿以偿了。他们天天用以消遣时间的报纸，被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
    那些主管者其实并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们以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或以钱的意志为意志，以一把手的生存为目标。换而言之，他们的工作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既然时政不能谈，而绯闻又显低俗，媒体无可奈何地进入了痛苦的“准风月谈”时期。
    “三不准文件”发布后，即使是新华社这样的官方权威媒体，在郴州的采访也处处受阻。2004年4月，新华社湖南分社一位副总编辑写内参将此上报，获得中央领导的专项批示。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三不准文件”名义上已被撤销，但实际仍存震慑力。因为在这份简洁的文本中，暗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那就是作为文件起草方之一的郴州市纪委，有权对“肇事者”进行严肃的处分。
    对普通的公务员而言，中央领导的批示离他们太远，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但纪委却近在咫尺。
    015
    2004年4月1日，又一个愚人节。
    郴州市政府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重奖了侦破肖鹏金被害案的警员，其中郴州市公安局专案组记集体二等功，警员曾玮记二等功一次，重奖3万元。
    媒体似乎已对这一结果缺乏足够的兴趣，除了《湖南日报》和《郴州日报》，那些曾受批评与冷待的媒体，甚至对这一新闻充耳不闻。
    新闻报道在这次公共事件中的集体噤声，不免激活公众的想象力，放大公众对真相黑洞的恐惧，从而调动社会舆论的激情。
    这一天，郴州被大雨笼罩。当地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官员、商人和学生组成了5万人的观摩团参加了那天的大会。
    作为前同事，郴州宾馆一位负责人领着全体员工去了现场观看。他事后告诉我，他对首春青太了解了，至今也不相信他是杀人凶手。
    旁观死刑犯的公判大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

    而枪决场面令人记忆犹新：一个被捆绑的女囚，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了红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车上沿当地主干道游街示众一圈后，押往宣判大会会场。下车时，被吓坏的女囚经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从车上跌滚下来。
    在数量庞大的围观者面前接受公判后，死囚随后被直接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对普通百姓而言，枪决死刑犯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所宣称的“威慑犯罪，安定社会”，还灌入了迷信的成分。比如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有看客将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抠下，缝进体弱多病者的衣服里，以驱邪扶正。
    首春青被执行死刑是5个月之后的事情了。那天中午，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热浪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
    刑场设在郊区一条山道边，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十名死刑犯一字排开，各自面向一个小土坡。持枪的武警上前，在半米开外对准犯人脑袋。
    在全面采用注射执行之前，“走得诗意”始终是少数人的幸运，绝大多数只能体验被枪决的痛苦。首春青自然享受不到注射刑，这在当时仅是“贪官最后的特权”。
    平民与权贵的冲突，本来属于不对等冲突。前者唯有依赖真相大白后，才能分清是非，得到公正。但在赢者通吃的社会背景下，总有权钱主导的强者，冠冕堂皇地最大限度调用各种公共资源，恣意切割真相。原本复杂的社会冲突，在一个单一封锁的环境中，简化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冲突，于是真相不再存在。
    郴州宾馆的那名领导回忆，当正午的阳光顶天，枪决时间到了，蒙面的士兵已经端起了枪支，开始瞄准。有人看到首春青的身体不自觉地抖了一抖，屁股后面湿了一片，然后附和着清脆的枪响栽倒在地。子弹穿透后脑，脑浆飞出脸部，溅入土坡。一旁，有名死囚栽向山坡时还在挣扎，武警立即上前补了一枪。然后法医验身后，书记员一一记录。
    在首春青被处决前夕，他的胞弟向湖南、郴州两级警方提供新的证据，以证实首春青存冤之嫌。但此人不久后销声匿迹，再未现身郴州。
    一种说法认为，此人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现金，放弃了上访；另一种说法则反其意，认为可能已被处理。
    凡此种种悬念，都未能通过新闻披露出来。对主政者而言，少了本土记者的“关爱”，生活似乎平静了许多。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宁静。

      第八章　嘉禾拆迁
    016
    这是我第一次去嘉禾。
    当初自然无法料到，“嘉禾拆迁”会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演变为一个年度新闻事件，上升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议题。而且，这场新闻地震还与“三不准文件”的下发时间如此接近。
    “嘉禾”，美禾，茁壮之禾，硕大之禾，祥瑞之禾也。
    中国农业浩浩史册的第一页，就是始于神农氏的美丽传说：“炎帝之世，天降嘉禾，神农拾之，以教耕种。”自此之后，古人多以“嘉禾”为祥瑞之物，与甘露醴泉并称。如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云：“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
    嘉禾县，古称“禾仓堡”。禾仓，即谷仓，是天下粮仓。清人李元度重修的《南岳志》记载：“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南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
    共和国成立后，嘉禾隶属郴县专区。后者1995年更名湖南省郴州市，隶属关系不变。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现辖8镇9乡33.65万人，而农业人口占到24.86万人。
    对应于这两个数据，嘉禾县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485843万元，其中县级财政收入仅14320万元 这相当于日后查处的郴州两名腐败官员的家庭资产总和。如此小基数的县级财政，自然决定了两个超低额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中城镇居民11219元，农民4568元。
    当权者显然能够意识到这一现状，他们在《嘉禾县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总结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仍较粗放，产业升级难度大；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压力大；农村和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持续增收后劲不足等。
    我在赶赴嘉禾之前，已掌握了嘉禾强制拆迁的大量书面材料。按编辑李列的意思，采访集中在这一政策出台背景和实施后果上，“尤其是姐妹同日离婚一事，可以多讲些人文关怀的故事”。
    2004年4月28日中午，我抵达嘉禾后，立即与举报人刘弘君接上了头。他坚决反对我住在宾馆，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那样会招来政府部门的监控。
    所谓“举报人”，实际是部分被拆迁户的委托代理人。刘弘君虽非律师科班出身，却有着为民请愿和匡扶正义的肝胆。在此之前，有数家媒体前往嘉禾采访，但报道无一例外地胎死腹中。个别记者将采访到的内容和材料如实转到当地官员手里，后者在上面留下侮辱与警告一一回馈给受访者。
    但刘弘君依然在努力。“我不相信中国没有一家有良知的媒体。”他说。
    持续整整一个下午，他非常谨慎地向我引见了一些敢于说话的被拆迁户。他们在取证工作上表现出的细心令我吃惊，也让我备感欣慰。在这些证据中，除了拆迁合同，还包括录音、录像及政府的拆迁文件和决策纪要。显然，这比口头表达更具权威，也更为系统。
    嘉禾拆迁事件的首发稿《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有相当篇幅说的就是李小春姐妹的故事 这符合当初的选题安排。
    李小春、李红梅姐妹的离婚，源于父亲李刚皇对拆迁的强烈抵制。在嘉禾县繁华的中华东路，李刚皇的私宅是一栋四层的临街楼房，建筑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其中一楼临街设有两个大店面。2003年7月，这栋房子列为被拆迁对象。但李刚皇认为“政府给的拆迁补偿太不合理”，一直拒绝签订拆迁协议。

    2003年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之名发布“四包两停”政策。这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封建王朝实施的“株连九族”。
    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包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包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
    否则将实行“两停”处理 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凡“两停”的公职人员，“继续做好所包被拆迁户的所有工作，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
    2003年12月20日，嘉禾县政府派工作组准备强行拆迁李刚皇的房子。争执中，李刚皇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抢救。我赶到嘉禾采访时，李刚皇还没有痊愈。我在未取得充分信任时去他家拜访，结果被拒之门外。
    “他的病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拆迁惹出来的。”一位家属说。
    红头文件还有一条规定：凡本单位有被拆迁户亲属的，必须督促其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做好“四包”工作。各单位被拆迁户亲属拆迁工作落实情况，将列入单位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对本单位被拆迁户亲属无法完成“四包”工作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该单位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这意味着被“株连”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按此逻辑推理，谁有权力推动这种野蛮行政？无他，即是更高层的强力而已。
    家中老父不肯签拆迁合同，作为女儿的李小春、李红梅及她们在政府任职的丈夫，压力可想而知。她们是嘉禾县城的中小学教师，她们的丈夫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根据政府的红头文件，两对夫妇都是“四包”责任的承担者。
    无奈之下，在2003年9月25日，她们分别与自己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因为父亲的事连累他们的前途吧。”李小春说。
    但两天后，嘉禾县人事局还是向教育系统党委下发通知，要求对李小春、李红梅“暂停在本单位的现有工作一个月（9月30日 10月30日）”，转做父亲李刚皇的工作，完成“四包”任务。
    同样的命运并非只局限在李氏姐妹身上，几乎与她们一道，被调走的还有县城尊崇小学教师李翠凤。54岁的李翠凤与58岁的丈夫李涌泉住在嘉禾县城北市街37号，这里正是拆迁范围。他们有一儿一女。
    这是一对瘦得离奇的老年夫妇，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线劳动者的质朴与辛勤。我赶到他家时，曾祖居半个世纪的一栋三层高的房子，已拆开了口子，那种灾难式的强拆一如在他们胸口破了一刀子。已经退休的李涌泉也想过跟相伴40载的妻子假离婚，以避免她在临近退休时遭受“两停”。
    细心的上访者，向我罗列了一份清单，上面写满了至少11对夫妻因为拆迁而假离婚。我以极为隐蔽的方式，找到名单上的当事人核实。
    比如钟水乡派出所的李勇与他的妻子李运红，离婚缘由是岳父李中正的房屋拆迁问题。比如年近50岁的嘉禾县水电局财务股股长李良柏，因妻兄李天赐的房屋拆迁问题未解决，与妻子李土姣离婚。
    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在以拆迁的名义之下，演变成了嘉禾不少家庭的无奈选择。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很快发现了这一独特的离婚现象，有人装作无知，有人却表现出极强的马屁精神。
    这种马屁精神通常表现为：领导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领导的脾气就是我们的福气，领导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动力，领导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做法，领导的酒量就是我们的胆量，领导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情，领导的嗜好就是我们的爱好，领导的意向就是我们的方向，领导的小蜜就是我们的秘密，领导的情人就是我们的亲人
    于是，民政部门的官员在经过向上汇报后，决定在县城范围内暂缓办理离婚手续。但仍然有变通的方式，比如李良柏与李土姣，就跑到郴州市办理了假离婚手续。

    017
    这是一栋五层小洋楼，主人李会明、李爱珍夫妇站在房顶上；楼下，被身着制服、头戴钢盔的警员围得水泄不通。
    像夫妻间不动手脚的对峙一样，这样的僵持既紧张得令人心力交瘁，又无聊得让人苦闷不堪。尤其是那些看客，他们趴满了临近的几个墙头，那些狭窄的过道也被他们密密匝匝的脑袋守得密不透风。他们中间，不少人与李会明有着同样被强拆的命运，他们一半或是出于好奇，一半则是出于声援。
    半人小时后，随着警员列队中一人振臂高呼 强拆！僵局立即被打破。房子底部，有人开始扒墙，强制拆迁宣告开始。看客们开始把小孩赶走，但自己似乎舍不得错过这一动人心魄的时刻。
    房顶上，混杂着李会明夫妇的谩骂声和痛哭声，他们开始往楼下丢东西 那种不足以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器具，如沙发垫、瓢等轻质物件。他们只是表达对自己家园的捍卫，尽管这在他们自己看来也只是一种徒劳。
    很快，有人破门而入，他们一步步向屋顶逼近。李爱珍的哭声撕破了整个县城。那一刻，看客人群中出现了阵发式的骚动，有人开始向警员扔起了砖头。粗心者会以为这是李会明阵团的杰作。
    随着李会明夫妇以及另一被拆迁户陆水德被控制，人群再归平静。在他们被押出家门之时，儿子李湘柱冲了上去，试图牵父母的手，但他被一双大手毫不留情地推到一口水井里。
    人群逐渐散去，他独自一人回到了那个原来安逸的家。事后他向我回忆，他奇怪自己居然没有害怕，只有沉默而冰冷的愤怒在心里燃烧。
    2004年4月21日，也就是我抵达嘉禾的前一周，县委、县政府动员了公检法200余人，对李会明的房屋实施强制拆迁。邻居们用DV记录的这段昏天暗地的场面，如同盗版的香港古惑仔影片。数年之后，类似的场面在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地重演。它们获得了“群体性事件”的统一标签。
    李湘柱跌落的那口井，名“珠泉”，它是一眼半月形的泉，泉深不过尺余，但见涌泉自底部微微汩出，串串气泡突突上冒，宛如无数珍珠欢腾跳跃。
    珠泉之水，其质清纯，其色晶莹，其味甘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泉旁建亭供人游憩，起名“珠泉亭”。拆迁待建的珠泉商贸城，也因此得名。
    李会明的家背靠珠泉亭，这栋建于2002年的洋楼拥有独立的两眼泉水，住宅一楼有44.5平方米的门面，紧临原来的珠泉农贸市场；二至五层均为68.4平方米的楼房。可谓风水宝地。
    经评估，李会明这栋房屋的拆迁补偿金及临时安置费合计23万元。但据李会明的委托人郭廷安介绍，县城同类地段买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需10万元。李家仅一层铺面每年租金即可收入一万多元，他们不愿接受这一补偿价格。
    拆迁范围当然远不止李会明一家。在这块约12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房屋东倒里歪，家具散落满地；在狭窄的空地上或过道中，屋主们用塑料布搭起了棚子，里面用木板支出简易的床，上面放着被子，一边还架着锅。
    邻近溪流的墙上，随处可见由被拆迁户张贴的开始有些发白的红纸，上面写着与拆迁有关的口号。在没有更好的申诉路径之时，这似乎成了唯一可以求得心灵慰藉的方式。
    与珠泉相连的百泉溪，宽约5米，在嘉禾穿城而过。依水而建的两层小楼次第排开、错落有致。在溪边一处三角平地上，老人们围在一起，女的手执蒲扇，男的猛抽旱烟，小孩们则在长者的膝间嬉戏打闹
    4月28日傍晚，在举报人刘弘君的陪同下，我见到了这幅典型的江南风景画。但当我亮明记者身份时，一种难得的和谐被迅速打破。正在乘凉的人多数选择散去。有两名妇女对我的记者身份提出了质疑，附和者则开始唾骂，认为我可能是“县政府的走狗，派来探底细的”。

    一位手拄拐杖的中年男子在反复查看了我的所有证件后，准备诉说他的悲惨遭遇。他的房子属于拆迁之列，因未配合开发商拆迁被拘捕过一段时间，腿还因此被打折。但他的爱人拒绝了采访，并强行将他推回了家。
    沿着溪流往城中心区行走，我感觉就像过街老鼠，虽未人人喊打，但从他们眼中射出的目光比打更厉害。至少在当时，我对自己成了那种和谐的破坏者而耿耿于怀。
    刘弘君解释，在这之前的半年时间里，被拆迁户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当地政府的野蛮拆迁 既费时间又耗金钱的上访，似乎成了一条死路了。他们只能将最后的一丝希望寄托于媒体。
    但是，最能彰显正义和最能传递民意的媒体，却自始至终没有只言片语的报道。当他们目睹了李会明家的强制拆迁，生活突然变得恐怖和绝望了。
    018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我周旋在嘉禾县委、县政府，郴州市政府和湖南省纪委之间，势图通过他们获得更多的一手材料，并梳理内在的逻辑。
    五一长假接踵而至，这至少提供了两个好处：一是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来补充采访与打磨初稿；二是令嘉禾当地官员来不及采取公关措施，就在长假中淡忘这次采访。
    两个月前，我加盟《新京报》，这份2003年11月11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创刊的日报，以“新闻体制改革和首家跨地域办报”的实验者身份，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媒体之 。有媒体评价，《新京报》把南派新闻风格带到了北京，并以更为现代和专业的姿态改变了京城报业的生态。
    我所在的“核心报道”，系《新京报》的品牌栏目，它以“法治与人文”为宗旨，关照当下中国的一切变化，在新闻的深度掘进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报道风格以客观公正、平实扎实、稳健理性见长，拒绝炒作，拒绝媚俗和媚上，迥异各地报纸的“特稿”及呆板的宣传通讯。
    为支撑这一栏目的正常运转，报社每年耗资近200万元，并专门设置了一个拥有20人团队的中国新闻部。其中的11名记者，整天飞行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四处寻找那种储蓄已久的火药桶 我们的目标并非引爆它，而是在爆炸之前提供一个矛盾双方的和解平台。
    当然，这种大风险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新京报》的知名度，也为它日后的变革埋下祸根。
    以嘉禾拆迁为例，坚持对矛盾双方的平衡，实际上从采访延续到了最终的定稿。按编辑的观点，我们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是：坚持以事实为本，追求报道平衡与零度情感。
    换而言之，操作舆论监督类报道，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讨公道，而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探索事件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比如此次采访，我们既采访了嘉禾的被拆迁户，也采访了当地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为此，我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报道未发表前，我被双方指责“拿了对方的红包”，或遭遇当面的谩骂。
    贯穿嘉禾拆迁系列报道的另一原则是，只陈述记者了解到的事实，并不下结论。而报社对于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坚持以评论的方式来表达。在《新京报》，评论和新闻报道有着分明的界限。这一方式最早来源于《南方都市报》，其中最经典的报道即是《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新京报》创刊伊始的主要采编力量都来自《南方都市报》，这使得原本成功的操作手法被原汁原味地复制。
    为保证嘉禾拆迁的采访内容无瑕疵可挑，我在新闻的真实性上下了狠功夫，比如针对李小春姐妹的采访，由她们提供了亲自书写的函件；为证实“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等口号，编辑部直到掌握现场照片才作出发稿决定。
    除此之外，报道格外注意不渲染和激化矛盾。记者只能陈述自己看到的事实和听到的意见，对一些被拆迁户过激的言辞，编辑一一给予了删除。比如，强制拆迁过程中出现过激烈的对抗场面，我虽掌握了影像和文本资料，但在见报稿中仅一笔带过。
    就这样，一个偏执的县级执政集体，一句闻所未闻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假离婚，组合成了嘉禾拆迁 这个略带离奇色彩的经典案例。

    第九章　传媒合奏
    0192004年5月8日发表的《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成为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的新闻头条。原文如下：
    这个五一节，李小春老师决定独自出游。
    李原本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车头中学教英语。4月19日，根据县教育局下发的通知，她被调往远离县城的普满中学。
    “我在车头中学担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而普满中学到目前还没有班级开英语课。”李小春说。
    去年（2003年）9月26日，28岁的李小春与在嘉禾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的丈夫离婚。同日，她的姐姐李红梅与姐夫 县公安局一位民警离婚。
    今年4月，同为教师的李红梅也接到一纸调令，从县城的珠泉小学下调石桥乡。
    事情并非巧合，去年7月以来，发生在李氏姐妹身上的一切，都与拆迁有关。
    “四包、两停”
    2003年7月，嘉禾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该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份材料显示，项目涉及拆迁居民1100多户，动迁人员达7000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团体20余家。
    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136号文”（下称“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
    136号文规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 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并“继续做好所包被拆迁户的所有工作，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
    2004年4月27日，嘉禾县政府某部门负责人李滔（化名）在一份拆迁协议上签字，虽然那栋老房子的产权属于他67岁的老父。
    据知情人士透露，嘉禾县各级部门单位中，共有100多名公职人员面临李滔这样的选择：要么做通拆迁工作，要么被下放边远地区工作。
    李滔的父亲对有关政策十分愤怒：“搞这样株连九族的拆迁，嘉禾现在是父子关系紧张、夫妻离婚、兄弟反目。”
    姐妹离婚事件
    李小春姐妹的父亲李刚皇则是一个不合作者。
    在嘉禾县繁华的中华东路，李刚皇的私宅是一栋四层的临街楼房，建筑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其中一楼临街设有两个大店面。
    去年7月，这栋房子列为被拆迁对象。但李刚皇认为“政府给的拆迁补偿太不合理”，一直拒绝签订拆迁协议。
    4月29日下午，李刚皇躺在医院打点滴。“他的病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拆迁惹出来的。”一位家属说。
    去年12月20日，嘉禾县政府派工作组准备强行拆迁李刚皇的房子。争执中，李刚皇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抢救。至今，房子未被拆，李也一直没有出院。

    但压力却集中到了李小春姐妹身上，如前所述，两姐妹是县城的中小学教师，她们的丈夫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根据136号文，两对夫妇都是“四包”责任的承担者。
    136号文还有一条规定：凡本单位有被拆迁户亲属的，必须督促其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做好“四包”工作。各单位被拆迁户亲属拆迁工作落实情况，将列入单位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对本单位被拆迁户亲属完不成“四包”工作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该单位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家中老父不肯签拆迁合同，女儿两对夫妇在单位的压力可想而知。
    去年9月28日，嘉禾县人事局向教育系统党委下发通知，要求对李小春、李红梅“暂停在本单位的现有工作一个月（9月30日 10月30日）”，转做父亲李刚皇的工作，完成“四包”任务。
    两天前，李小春、李红梅分别与自己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因为父亲的事连累他们的前途吧。”李小春说。
    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目前已成为嘉禾县一些家庭的选择。据记者了解，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钟水乡派出所的李勇身上，他与妻子李运红离婚，原因也是岳父李中正的房屋拆迁问题。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嘉禾县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离婚现象，离婚手续在县城范围内被暂缓办理。知情人士介绍，年近50岁的嘉禾县水电局财务股股长李良柏，因妻兄李天赐的房屋拆迁问题未解决，与妻子李土姣离婚，手续是到郴州市办理的。
    “下放”的女教师们
    事实上，对李小春、李红梅姐妹而言，离婚只是她们为拆迁问题付出的第一个代价。离婚后，两姐妹并不能回避她们自己的“四包”责任。
    去年12月18日和今年1月9日，两姐妹先后接到嘉禾县人事局《急、难、重工作任务通知书》和《再次通知书》，要求在当月底做通父亲李刚皇的房屋拆迁工作。
    2月9日，两姐妹收到盖有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县长李世栋印章的一份督办卡，最后期限下达：“2月25日前签订拆迁协议，3月5日前腾空房子。”
    面对最后通牒，李小春反而认为：“上面这样不讲理，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还不如支持了父亲的决定。”
    后果随即产生，4月，两姐妹双双被嘉禾县教育局从县城调往偏远的乡镇。
    在嘉禾，最终受到处理的教师并非仅李小春姐妹。
    2004年3月3日上午，一次关于教育系统家属拆迁问题的专题会议，在嘉禾县人事局二楼会议室召开。据其会议纪要，“珠泉小学的李静、李红梅等三位教师的家属，必须在3月10日前签好拆迁协议并搬迁，否则不仅房子按时拆除，而且这些老师会调离”。
    此后不久，李静调往泮头中学，李红梅和另一位教师从县城调到石桥乡。
    54岁的李翠凤曾任职于县城尊崇完小，这位已有34年教龄的老教师，同样因为未按时完成“四包”任务，4月19日被调往广发乡。丈夫李涌泉随后两次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拆迁自己的两栋房子。
    补偿不合理还是漫天要价
    对李刚皇“拆迁补偿不合理”的说法，嘉禾县政法委书记、珠泉商贸城协调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周贤勇表示：“拆迁最大的阻力就是某些居民漫天要价。”

    由于李刚皇住宅的拆迁中途停滞，尚未进入评估程序，因此无从得到有关补偿价格数据，但一些同类房屋的拆迁价格可以作为参考。
    在嘉禾县城珠泉小区北市街61号，拆迁户李会明的五层楼房系2002年竣工的框架混凝土承重结构的建筑物。记者在现场看到，住宅一楼为44.5平方米的门面，紧临原珠泉农贸市场；二至五层均为68.4平方米的楼房。
    经评估，李会明这栋房屋的拆迁补偿金及临时安置费合计23万元。但据李会明的委托人郭廷安介绍，李家仅一层铺面每年租金即可收入一万多元。李不愿接受五层楼房23万元的补偿价格。
    拆迁户李涌泉的一套独门独院三层楼房，实际使用面积为200多平方米。拆迁补偿金及临时安置费为10万元。
    “县城同类地段买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也差不多要10万元。”李涌泉说，他所获得的每平方米四五百元补偿，仅相当于嘉禾县周边的房产价格。
    知情人士称，珠泉商贸城拆迁范围，是嘉禾县最繁华的地方。“凡是在这里有房子的人家，没有人愿意出让的。”
    一个可资比较的数字是，珠泉商贸城开发商打出的销售广告显示，该商贸城铺位价格为每平方米1.6万元。
    据周贤勇介绍，此次拆迁由长沙万源评估公司评估地产，郴州远航评估公司评估房产。
    但李涌泉、陆水德、李盛德等户主反映，在房屋评估期间，他们认得一些评估者是县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要求评估人员出示评估资质证书，对方并未依章办理。
    县政府干部李滔说：“确实有部分居民要高价，但我看到的情况是，给拆迁户搞评估的不是评估公司，而是县政府的干部，是开发商。”
    “一阵子”和“一辈子”
    2003年7月，珠泉
    商贸城开工仪式在县城新建的体育馆举行。当地居民所提供的照片显示，当天在体育馆旁，几条醒目的横幅上有如下字样：
    “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不动摇。”
    “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嘉禾县对珠泉商贸城的态度显然可以从中窥得一斑。
    “嘉禾一直想把经济搞起来，但高考舞弊案发生后，我们的事业都做不起来。”4月29日，嘉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志平对记者说。
    黄所说的高考舞弊案发生于2000年，事件当时引起全国关注，嘉禾的名声受到影响。
    黄志平介绍，2002年9月13日，原国内贸易局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向嘉禾县政府下发“商网字[2002]05号”公函，将珠泉商贸城列为全国50个商业网点示范项目之一。
    该项目选址县城核心地段人民路、中华路，将占4000多平方米的原珠泉农贸市场扩大一倍，新增步行街、以珠泉亭为中心的广场、中华日用百货市场等，累计投资1.5亿元。
    2003年元月，此项目在嘉禾县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此后获郴州市政府批准成为全市重点工程。
    据黄志平证实，珠泉商贸城所涉拆迁房屋，其中20世纪80 90年代建的占49.1％，90年代后建的占21.3％，而70年代前建的只有26.6％，70 80年代建的仅2.96％。
    受拆迁牵涉的县政府干部李滔说：“许多建成不久的房子都成片成片地拆掉，太可惜了。”
    这一观点在当地居民中颇具代表性。

    “在仅有3万余人的小县城搞珠泉商贸城，搞房地产开发，范围内尽占县城商贸黄金地段，县领导是想突出政绩。”另一位拆迁户主说。
    对此，县政法委书记、珠泉商贸城协调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周贤勇说：“项目由国家商业网点中心组织投资，开发商珠泉商贸城置业有限公司也是从北京过来的，县里只是协调。”
    5月7日，记者在北京向原国内贸易局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主任、法人代表易传保求证得知，2002年9月13日中心向嘉禾县政府发函的原因，是此前嘉禾县向该中心发函，要求将珠泉商贸城列入全国50个商业网点示范项目，中心只是回函同意。
    易传保说，对于嘉禾的珠泉商贸城，原国内贸易局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既无投资，也不存在组织投资的问题。
    此前，记者曾多次对珠泉商贸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军提出采访请求，均未能如愿。
    政府有无越权
    “我们调动有血缘关系的党员干部去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一来这些干部了解县里的政策，二来他们更容易取得拆迁家属的信任。他们已经成为县里拆迁工作的一支有生力量。”4月29日，周贤勇如此解释嘉禾的“四包”政策。
    但李滔等公职人员质疑，政府凭什么对未完成“四包”任务者停职停薪甚至调动？
    “在需要你的时候，组织当然有权力临时调动你的工作。比如哪里遇到突发事件、水灾等，我们当然有权力调动干部去做工作。谁要玩忽职守，谁就会被因此免职。”宣传部副部长黄志平说。
    “拆迁也是突发事件？”记者问。
    黄志平解释：“虽然算不得突发事件，但应该属于急、难、重工作的范畴。这个问题省纪委是有明确规定的。”
    五一前夕，湖南省纪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接受记者咨询时明确表示：“拆迁不应该列为急、难、重工作范畴。像嘉禾 四包 、 两停 这种规定，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拆迁可以由开发商与居民对话，不应该由政府强制干预。”
    但周贤勇的说法是：“我们都是党的干部，流血牺牲的事都要做，拆迁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周介绍，珠泉商贸城一期工程已启动80多亩，从2003年开始，目前第一批拆迁户374户已拆完323户，已接近90％。
    “现在看来，我们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都搞了8个月了，局势比较稳定，也没有集体闹事，也没有集体上访。”周贤勇说。
    去年10月30日，湖南省建设厅向郴州市房产管理局下发的公函透露了另外一种信息：
    “嘉禾县陆水德、李中林、李干德、李永德、李土亮等到北京、省会上访，反映嘉禾县在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中存在违法拆迁、侵害被拆迁人权益的行为。请你局认真调查事实，依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将有关情况函报我厅。”
    2004年3月23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以公函的形式，要求嘉禾县政府“应纠正错误行政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但记者五一前离开嘉禾之时，县政府已向余下的拆迁户下发强行拆迁通知 5月10日将对拆迁户停水停电；5月15日如有任何个人不在协议上签字，将实施强行拆迁方案。

    此前的4月21日，嘉禾县政府对李会明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县人民法院出动200多人参与强拆行动。当天，李会明、李爱珍夫妇和陆水德三人站在房顶上抵制拆迁，被警方带走，数天后，三人均被处以拘留，罪名分别为“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
    李会明之子李湘柱，原广发乡政府公安特派员，因未完成“四包”任务已被免职。
    《南方周末》在2004年的新闻盘点中，将此文列为年度致敬之首，其理由是：“此报道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行政权力的泛滥，以事实的力量拨动了社会的神经，引发的不仅是对当前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 城市拆迁 的矫正，更是对政府行政方式的诘问。此报道和其后央视《时空连线》、《社会记录》以及新华社等媒体的跟进，使得当地官员从曝光到公关到反击的行动被步步披露，舆论监督和反舆论监督的矛盾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成为该年度最富现场感和连续性的新闻事件。”
    020
    事后来看，央视兄弟栏目之间的合作几近完美。5月8日，我先后接到了央视四个栏目组的电话，他们希望获得一些追踪采访的帮助。
    其中《东方时空?时空连线》的记者屠志娟，当天已飞抵嘉禾，不过他们到来的消息还是被嘉禾官方尽数探知。晚上10时多，当屠志娟和她的同事结束采访回到宾馆时，县领导已恭候多时。为了排除干扰，央视一线记者使出了狠招：派一帮人在县里陪同下“明访”，另一组人实施“暗访”。
    第二天中午，该栏目的策划阎兴宇将举报人刘弘君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以便迅速播送节目。但前方记者的电话再次使紧张的气氛升级，当地电视台和邮局被责令不得让央视记者通过网络传输信息。
    “这些人敢这样黑，我就不信没办法！”刘爱民 这位军人出身的央视制片人，情急之下调兵遣将，令前方记者冒雨驱车夜行200多公里，到距离嘉禾最近的广东省韶关电视台传送资料。
    第一期节目《“株连九族”》在2004年5月13日顺利播出。电视显然要比平面媒体更具现场感。央视这档节目中有个画面是：一位因拆迁被迫离婚的小学女教师，哭述着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上街不敢认自己的女儿。旁边的小画面上，出现了曾经的全家福，以及离婚后的各自孤独背景。
    “这让我体会到什么叫欲哭无泪。”网友JEAR针对这个细节留言。一方是拥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他们不但有强制执行的法定权力，而且在事实上垄断了“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另一方则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他们什么都没有。权力格局决定了双方的最终对抗结果。
    很快，央视的栏目调查受阻，他们没有更多的突破。
    精于拆迁规则的王才亮律师，被央视从北京请到了嘉禾县城，现场指导记者如何将镜头投向对方致命的黑幕交易 土地转让金及补偿问题。他在电视中发表自己的观点立场时，已充分并优先考虑了观众的情绪，尽量把宏观问题回归到微观上来。这样的表达和授道，虽然产生不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但比较容易得到民众的会意和尊重。
    实际上，王才亮长期作为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机构的座上宾，拆迁法律问题正是其所长。他在嘉禾事件中发挥的引导性与启蒙作用，促使我们日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当然，在随后传播中，网络媒体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如果周刊是以七天为一周期，日报是以一日为一周期，电视新闻是以一小时为周期滚动，那么网络新闻的刷新则是以分秒为周期。一向以“老大”自居的央视，在此后的多篇报道中，特意将整理后的节目文本内容交由《新京报》独家发表，随后转由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制成专题。
    纸媒、电视、网络三位一体，对嘉禾拆迁进行了全方面的立体式空投。其中我在《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之后，发表了17篇追踪报道，央视做了4档节目。

    《南方周末》在评价这一新闻事件时，认为中国传媒已有了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和非凡成就 众媒体携手作战、互相呼应，在众多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敬畏和感佩的整体力量。
    但不能不承认，公众的关注其实是有片面性的。在这个生活比戏剧更精彩的时代里，公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本是人性之常，只有那些更极端，因而更戏剧、更传奇的个案，才可能撞入公众的视野。那些同样悲惨甚至更悲惨的个案，却往往因为其情节的重复性而归于寻常，无缘从悲情故事的激烈竞争中出头，它们的苦主也就无缘得救，只能在司法不公的黑洞里无望地沉沦。
    若不是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或许“嘉禾拆迁事件”可能收获另一个结果。而恰恰是同期另一件惊天之事，不仅彰显了这种集体力量的优势，也直接引起了中央领导对拆迁问题的重视。
    2004年5月25日，沈阳市和平区南四马路30号楼，一位名叫董国明的市民被困在家里整整27天。由于怀疑房屋评估和房间面积计算有问题，拒不与拆迁公司签署协议，董国明家的窗门被拆迁方钉死。这27天里，没有水没有电，食物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点方便面、咸菜和土豆。由于没有火，所有的食物都只能生吃。
    跟其他央视节目不同，《时空连线》可以在数小时内连线直播，其时效性、现场感与连续性，充分体现出竞争优势，电视新闻也历史性地从高高的神坛回归民间。
    “我们的栏目主持人实际成了记者。”在后来的一次豪饮中，央视制片人刘爱民说。
    不过，央视《时空连线》的记者李娟、马战辉，在沈阳很快遇上不测。他们在采访中被沈阳市和平区民主派出所两名民警带走，民警还强行夺走了记者的摄像机和所有的拍摄素材，并强制扣留了八个小时。
    这一意外事件经我之笔，发表在《新京报》上，再次将“拆迁”这一关键词推上高潮。如此反复合作，媒体的联动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斡旋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怀着共同的新闻理想，《新京报》与央视的高层均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睿智、胆识与默契。
    021
    但嘉禾方面并不甘示弱。就在媒体集中报道时，一场舆论监督与反监督的拉锯战，在政府与媒体之间开始了。
    2004年5月13日，央视第一期节目《“株连九族”》播出的当天，嘉禾县委启动了他们高规格和高效率的公关机器，动用了所有力量，包括嘉禾或郴州籍在京人士，以及他们与中央新闻机构长期保持的良好关系。
    一个赴京的公关团很快成立，由郴州市委主管新闻的部长带队，包括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在内的四名官员组成。临行前，公关团向郴州市里表态：不摆平央视绝不收兵。
    首先，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容易进攻的目标，央视显然是不能回避的。但他们并没有正面接触央视，而是通过接触更高层，再逐层往下压。他们似乎没有将名不见经传的《新京报》放在眼里，在托了一名据称是人民日报的人士对我游说失败后，从此不屑一顾。
    其次，他们需要一整套足够让自己站稳脚的说辞。但鲜为人知的细节是，他们准备了两套说辞，一套传真给了央视和《新京报》，一套则用于呈报上级部门。
    传真给媒体的那份材料，装出一个犯事的孩子的道歉状，自称虚心悔过，痛改前非，希望在支持地方经济的层面上不再集中报道嘉禾拆迁事件。但呈现给更高层的材料，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这套说辞中，包括一份由嘉禾县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联名提供的《声明》
    我们是嘉禾县的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我们带着嘉禾县34万人民的愿望，向上级有关部门表达我们的心声 请尊重全县人民的选择。
    五一长假过后上班的第一天，《新京报》记者罗昌平在缺乏客观、公正的调查采访的情况下，以《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为标题对我县珠泉商贸城拆迁情况进行了报道，并引起多家新闻媒体的相继转载和来嘉采访。

    现在，央视《东方时空》、《共同关注》、《经济半小时》等栏目组记者就在我县采访。我们对记者正确的舆论监督表示欢迎，但我们注意到，记者在采访中把重点放在了极少数拆迁钉子户身上，而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听之甚少。
    珠泉商贸城是国家商业网点中心批准设立的全国商业网点建设示范项目、郴州市重点工程，是在2003年1月嘉禾县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这些人大代表依法审议通过的重点项目。整个项目的实施是完全合法、合规、合理的，真正做到了实施程序依法到位、拆迁补偿安置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协调服务到位，建设这样一项充分体现全县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重点建设，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县城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
    肩负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有失公平公正的报道，究竟是在为大多数人说话，还是在为少数人说话？人大代表依法审议通过的决议算不算数？
    为此，我们人大代表强烈要求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地把珠泉商贸城建设好，强烈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关心、支持珠泉商贸城建设，特别是遏制对项目建设的负面炒作。
    落款日期是2004年5月12日，在其上署名的人大代表包括：蒋×生，黄×英，张×先，唐×姣，李×春，王×国，肖×芳，李×明，李×，刘×锋，李×珍，肖×菲，李×凤，李×汉，李×保。
    如果说嘉禾那些主政者是咎由自取，那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则是助纣为虐。不难想象，这样一个连中央领导也敢欺骗的县级领导班子，他们会如何对待辖区内的民众。这暴露出一些掌权者的专断和张狂，闪烁着寡权病入膏肓的畸形魅影。
    当然，相比30年前的寡权时代，现在政府所做的要高明多了。以前政府做事，从来不问民意；现在政府做事，自己制造民意。
    阴阳汇报材料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公关团抵京的第二天，即2004年5月14日，央视有关嘉禾拆迁的第二期节目受到干扰而未能重播。
    在中国的权力序列中，小小的嘉禾及它的主权者，不过一处级，但已经鞭及省城及至中央权力中枢，使我们一向自大严密的宣教制度严重受损。很难想象，如果更大的权力被滥用，其破坏力会有多大。
    摆平央视后，嘉禾主要领导觉得“媒体就是那么回事，不必太害怕”。2004年5月15日，遭遇强制拆迁的李湘柱，收到了父母被逮捕的函证，罪名是“妨害公务”。同时，主政者召开千人大会，用更严厉的方式强行推进拆迁。
    我并没有放过这些细节。
    2004年5月17日，《新京报》丢出了另一炸弹 《湖南嘉禾折迁事件追踪：3名被拆迁户被逮捕》。这篇长约3000字的追踪报道揪住了三个焦点：一是拆迁户从刑拘到被捕的经历，二是关于“假离婚”的新说法，三是嘉禾县委在北京发布的阴阳汇报材料。
    一时舆论哗然。有人撰文称，嘉禾县主政者导演的“双簧”，自以为如意算盘拨拉得聪明，殊不知群众心明眼亮得很，一眼看穿其两面手法。也有人认为，嘉禾县的一些领导决心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指望其自行修正错误已不可能”。
    这一报道显然令央视难堪。彼时，他们的记者还没有完全撤离嘉禾。

    第十章 集体滥权
    022
    周贤勇西装革履，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红色五星红旗一侧，供奉一尊弥勒佛像，袒胸露腹，趺坐蒲团，笑容可掬。周贤勇的上装未扣，半鼓的圆肚与弥勒相形见绌。
    他左手握拳，拳心向里，很自然地托住了肥硕的下巴。这个经典的动作可以令入室者轻而易举地看清他腕上的金表。
    我就在他对面的小椅子落座，一个笔记本轻轻扣在桌沿上。这样对峙，能明显感觉到周贤勇的傲慢和快感。
    “还是北京来的？大老远啊，给你安排个车到处看看吧，这里好玩的项目多着啦！”周贤勇假装友善，但除了嘴，他的全身纹丝未动。
    幸福是个比较级，要有东西垫底才感觉得到！至少跟我比起来，周贤勇有着无穷的幸福感。
    我耸了耸肩，笑着恭维了两句。这是我俩的第一次交锋，时间正是2004年4月29日上午10时。两个小时前，眼前的这名身兼珠泉商贸城项目总指挥的嘉禾县政法委书记，通过举报人向我发出了警告。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到拆迁现场拍照。但很快，身边围起了身着警服的人员。这种高度防范的现象如同写字楼里微笑的前台小姐一样比比皆是。周贤勇那句“再拍就抓起来”的警告，就这样通过举报人的电话传到了我耳中。
    是该正面接触了。我接通了周贤勇的电话，他要求我先去县委宣传部登记再做安排。就这一句话，我在宣传部足足花费了两个小时，接待者说这是他们首次就拆迁事件正面接触外地记者。宣传部副部长黄志平的态度很明确，说这类采访必须有省委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函。
    尽管心有不悦，但我还是保持平和心态，请他出示相关文件精神，并从中寻找漏洞。事后黄志平主动告诉我，正是这两个小时，他们迅速查清了我的个人履历，以及我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的情况。
    现在，他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绝我的采访了。于是，我与周贤勇坐到了一起。
    我们貌似和谐的访谈先从商贸城的经济效益开始，我需要获得那些被夸大的数据，这是推翻他们观点的最好证据。但黄志平试图直接干预访谈，他不断暗示周贤勇尽可能少说话。但周贤勇并不在意，谁叫他是领导呢？
    领导总是有证明自己如何聪明的冲动。不过，一旦他有了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举动，就已证明自己比别人笨了。
    在大谈经济效益之后，周贤勇将那份强制拆迁方案摆在了我面前。那架势，似乎向我表明他所代表的政府有多么透明。这份长达5页的材料显示，在强拆李会明家时，嘉禾公检法系统调动了200多人，被分成四个小组：强制拆迁组，后勤组，政治思想工作组，警备组。
    接下来的问题我单刀直入，即关于“四包、两停”政策的出台背景和实施后果。这正是问题的要害，国务院后来对此的定性是“集体滥用行政权力”。
    在结束完长约两小时的采访后，我回绝了他的宴请，径直坐上了返回省城长沙的汽车。而在接下来一个月的跟踪报道中，周贤勇如同一条变色龙，使自己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先是5月9日，也就是《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发表的第二天，他在电话中对我破口大骂，诸如“没文化”、“国民党的间谍”之类的。
    第一次露相于央视时，他以主事者的身份装出一副反思的嘴脸：“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政府要回头看，有错就改。”

    但周贤勇并没有改错，反而变本加厉。自认为摆平央视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千人大会上，他对民众和官员表现出了另外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留守在嘉禾的央视记者偷录了他的一段录音：
    “报纸上电视上反反复复地报，基本上揪住的焦点是两个 ”录音中的周贤勇说，“记者会给你投资吗？蓄意违法犯罪，恶意和政府作对的，要严惩不贷（大吼猛拍桌子），严惩不贷。”
    一名与会的官员回忆，那天的周贤勇脱掉了上衣，一边说一边砸桌子，现场气氛挺严肃的。在大发雷霆之后，周贤勇后面的一番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你要来威胁我那是不行的，你打死我是谋害国家干部，你打我，我还手了那是打死反革命分子。”
    至今无法让人清楚，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狐假虎威的政治流氓是如何当上政法委书记的。要命的是，他给当地带来的灾难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敌意和道德败坏。人们似乎理解到，除了权力，已无任何渠道足以补偿社会迅速聚集的变态心理。而政治权力又是一个如此稀缺、如此具有垄断性的资源。
    军人出身的刘爱民再次动怒了。他听完这段录音，当即请示央视领导，要求继续报道嘉禾事件。关键时刻，他获得了支持。自此，《新京报》、央视对嘉禾拆迁的舆论监督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023
    与建设部常务副部长刘志峰的谈话，在县委大院内的嘉禾宾馆进行。
    那是5月28日中午，我还没来得及吃饭，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说刘部长想找我谈谈。
    两天前，刘志峰率调查组进入湖南，我也尾随二访嘉禾，率先发表了《建设部调查嘉禾拆迁事件 湖南政府态度不明朗》的报道，并成为当日新浪、搜狐的首页头条。直到下午2时，取而代之的是新华社专访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这也是湖南方面首次就嘉禾拆迁做出正面回应。
    我再临嘉禾的目的，一是采访建设部在嘉禾的进展，二是追踪珠泉商贸城开发商的真实背景。尽管多次提出专访要求，但刘志峰部长还是婉拒了我。
    面谈选择在住房的客厅内进行，这里被改成了临时办公室。除了休息时间，它一直向那些上访者敞开。这位温文尔雅的部级高官给我提供了可以充饥的水果，并对我率先曝光嘉禾拆迁事件表示赞赏和感谢。但他同时认为，6月初是政治敏感期，建议包括《新京报》在内的所有媒体暂时不再跟踪报道此案。
    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些难以控制，就在我和他面谈之前，我在被拆迁户李涌泉家接待了两拨人，他们来自湖南衡阳和株洲，列举了比嘉禾更恶劣的拆迁案例，希望媒体能介入。甚至还有沈阳的民众，自发组团赶到嘉禾，他们在寻找我，也在寻找建设部调查组。
    尽管并无义务，但刘志峰还是义正词严地向我做出了三点承诺：一、调查组的工作与新闻报道不一样，需取证后将责任落实到人，过分报道可能影响调查工作的开展；二、下月将向总理汇报，会查处具体责任人，并在政策上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三、被捕的三人将立即释放，并考虑相关理赔。
    从嘉禾宾馆出来，我向李湘柱挂了一个电话，通知他父母（李会明夫妇）会马上释放。不过当时，除调查组外还无人知晓此事。与报社领导商量之后，我暂时放弃了对嘉禾事件的继续调查。
    这天晚上11时许，李湘柱复电说父母已在回家的路上。不到五分钟，他驾着摩托车出现在我住的宾馆。在他家的临时住所 嘉禾县物价局会议室门前，近百名市民一边放起鞭炮，一边点燃篝火，用当地民俗迎接横遭牢狱之灾的李会明夫妇。

    “按我们这里的习惯，凡是冤枉的人都要从火堆中跨过，以示清白。”李湘柱说。
    随着简单仪式的结束，人流涌向了那间杂乱的会议室。热心者一番介绍后，人圈很快从三名“出牢人”转移到我身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我表达谢意。
    就仿佛是一次拔河，媒体联手公众将李会明夫妇从嘉禾当局手中拔过来，更是要把司法从强权手中拔过来，让司法回到独立的原点，中立的原点。
    听说我要离开嘉禾，他们决定为我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不过次日凌晨，我悄然转道离开郴州，并在路中向倡议者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后来我才知道，李会明在狱中就开始钻研法律。出狱后第二天即领到了783元国家赔偿金。自此之后，他就像那个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走上了漫长的索赔之路。
    这位48岁的中年汉子身上体现的先锋姿态，彰显着一种特殊的榜样力量，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2004年6月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会上作了关于嘉禾拆迁事件的调查报告。会议研究并通过了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的意见，并同意湖南省委对嘉禾县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方案：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撤职；县长李世栋撤职；县委副书记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引咎辞职；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城关镇党委书记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
    湖南省委特别提到：“在媒体对嘉禾拆迁中的问题曝光后，嘉禾县委、县政府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一意孤行，这不仅损害了干部群众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不能否认，嘉禾强制拆迁事件再次应验了此前无数迹象的表征 那些县级区域已经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里的无政府当然不是说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不能履行政府的功能，如提供安全和服务、社会正义和公正等公共产品。
    第二天，我共发表了四条短稿，其中一篇对率先发表的《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做出回应
    李刚皇的两个女儿于5月30日分别与自己的前夫复婚。当时正在嘉禾调查的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亲自到场，为两对“新婚夫妇”祝酒。
    “一个女婿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看我们了。”李刚皇说。
    2003年12月20日，嘉禾县政府派工作组准备强行拆迁李刚皇的房子。争执中，李刚皇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抢救。时至今天，他的病情仍未完全好转。
    昨晚9时许，记者再次接到李刚皇的电话，他说在得知国务院对拆迁事件的处理决定后，嘉禾的拆迁户决定按当地的风俗办酒席庆祝这一喜讯。
    也直到这一天，湖南省城的那些都市报才统一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此前一个多月里，它们对震惊全国的嘉禾拆迁事件不置一词，噤若寒蝉。这不是它们的错，这是新闻体制的悲哀。
    2004年8月12日出版的《?望东方周刊》发文称：“湖南嘉禾强行拆迁案的公开报道中，中央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之大，导向之鲜明，行动之果敢，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无疑代表着决策高层对媒体职能的赞许和肯定。”

    第十一章 三赴嘉禾
    024
    2004年7月，有线人举报，称已被撤职或免职的嘉禾五名官员，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任职。
    就在同年曝光的安徽阜阳奶粉案中，经中央重视被免职的几名官员，居然仍履行其原来职务并享受同样待遇。反观嘉禾拆迁事件全过程，我认为对线人举报之事存在现实基础。这实际上成为我三赴嘉禾的背景与理由。
    头几天掌握的证据显示，曾扬言“打死反革命”的周贤勇，不仅享受专车外出旅游待遇，还时常出现在办公室，并直接与李会明对话。
    尽管调查异常低调，但有关部门的反应超乎神速。《新京报》的主编认为，此事最终成稿证据不足，不应给人“以讹传讹”的印象。
    不过，针对嘉禾事件的关注，我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内容有二：一是关于拆迁项目的进展，二是李会明等人的索赔之路的艰辛。
    “工程还搞不搞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个烂摊子现在是一下雨就成灾，一天晴就发臭。政府不懂法，犯了错，不能让老百姓跟着遭殃吧！”市民刘日丽这样气愤地说。
    2004年6月6日，在欢迎嘉禾县新一届领导班子到任的全县干部大会上，郴州市委正式宣布，珠泉商贸城项目将在完善现有规划设计和安置补偿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实施。而鉴于拆迁事件已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善后工作中具体的困难，县委、县政府又向省里争取政策。不过到目前为止，该项目仍无法真正启动。
    而李会明针对政府部门的索赔之路，同样显得阻力重重。早在2004年5月27日，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派出两名律师赶赴嘉禾，与3名被捕的被拆迁户达成协议，前者以独立律师的身份向后者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一位法学教授称，现在全国蔓延开来的暴力拆迁使强制成为习惯，违法成为平常，这实际是官商勾结背景下的大规模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可怕的是，刑法在这一领域的调整功能几近丧失。
    显然，在一个历经共产风、大锅饭运动的国家，“公共利益”至高无上的习惯思维显然根深蒂固，而权贵阶层仍在一如既往地加以放大利用。对这种思维的颠覆，不仅有助于平民阶层不再被陈旧的意识所桎梏，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政治从公益政治过渡到真正的权利政治。
    7月30日，我以《嘉禾拆迁事件启动刑事问责》为题，报道了湖南省高检对事件的介入。当时有评论称，这是该事件最圆满的结局。然时至今日，有关刑事问责的内容并未落实。
    倒是李会明，仍在不停地奔波，他将嘉禾县房管局、公安局等一一列为被告，以获得更多的赔偿。“一旦胜诉，我要将获得的赔款建立一个基金，帮助像我这样的受害者打官司。”李会明说。
    在狱中一个多月里，这位48岁的县城商人开始钻研法律。从他身上，我能看到国人的普法意识已愈发强烈，或许李会明漫长的索赔之路最终会不了了之，但他的先锋姿态永不会过时，他的意义将在中国其他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彰显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事实上，出于对这种标本意义的持续关注，我并不以“嘉禾拆迁事件”的公正解决为满足，不以上级干预、组织处理为满足。我更看重公民在政府权力之下的常态安全问题。
    但这又如何？事至如今，曾带给我光荣与梦想的经典报道，在实际影响中却是如此一败涂地。比如举报人刘弘君，至今漂泊在外，他在当地的家属如遇上行政审批事项，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一律不予办理。
    一名新接任者曾在某场合亲口对我说：“感谢罗记者，没有你我就升不了。”
    025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参加了这场人事地震后的饭局，可谓见尽官场百态。
    此饭局名曰“烧尾宴”，是一种已传承数百载的中国官场文化。“烧尾”一词源于民间故事，即放牧者可知，凡新羊入群，常被诸羊抵触，不相亲附；用火烧尾，则相互融合。由此引申出的“烧尾宴”，正是新官上任，以宴请达到和衷共济之意。
    唐代宫廷、官邸即曾流行一种“烧尾”的宴会。据《辨物小志》记载：“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献食于天子，名曰 烧尾 。”又据《封氏闻见录》称：“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明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 烧尾 。”
    在数名重要官员锒铛入狱之后，接任者或空降，或远调，或平迁，似乎并不忌讳于通过“烧尾宴”迅速修复官场的裂痕与彼此可能存在的不信任感。
    那是春夏之交，南方的暖风早已吹绿了北湖公园水域四周。北湖之畔便是郴州著名的五连冠酒店，一侧的训练基地正是当年中国女排秣马厉兵之所，她们捧回第一个世界冠军后，继而蝉联五连冠，五连冠酒店因此得名。
    这桌饭局就设在五连冠最豪华的包间之内。我和政府的朋友刚刚走入，老远就有人迎了过来。这人据说是新来领导的秘书，他长得很英俊，胡须已被精心修剪，穿着合身的西服，戴着矩形丝边眼镜。他说着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没几句话的工夫，我就知道他对长沙、郴州及至官场文化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在场人。
    他骄傲地推开包房大门，悠扬的钢琴声飘了出来。随他之后，我跟朋友并肩入席。来不及看房间的陈设，服务小姐殷勤地接过了我们手里的背包。
    这是一个以金色为基调装饰的豪华席位，高贵奢华，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古典油画，或不知时代的黑白剧照，偶尔还夹杂着某领导前来美食的场景。墙上壁灯发出的光晕，朦胧而充满诗意，温暖而不灼人。装裱于墙的方格雕花，木质纹理清晰，可感可触，置身于这样的氛围，时常使人混杂在远古或现代的复杂怀想中。
    我时常无法拒绝这种邀请，它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对抗，偶尔的妥协伴随着挥之难却的无奈。即使我因特殊的情况自愿参加，心里也总有被动挟持的感觉。
    随着一声不见其人的怪叫，一名低矮的中年胖子被人簇拥着进了包间。原来围坐在一起欢谈的人群，遽然安静，整齐划一地站了起来，为来者列出一条通道。
    他就是传说中的新领导 一个即将在这里担任要职的空降兵。个子矮胖，穿了一件小格子衬衫，大格子的背带裤。我原来对他的打扮深感不解，后来发现他的肚子实在太大，背带裤可以防止裤子下滑。这样想着，我忍不住侧过面笑了起来。
    一样的模式，一样的程序，那个骄傲的秘书在人流中周旋，间或夹着适时的夸奖，抑或暗中冷眼打量，使得主人跟宾客有了逐一的照面与寒暄。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大胆梳理出来宾的阵容，一方是以财政、城建和公安为主的官员，一方是清一色的房地产、酒店业的本地大佬。
    “客套不可怕，可怕的是虚情假意。”我身边的一名美丽少妇，如此既顽皮又一针见血地嘀咕了一句。我微微吃惊之余又感到好笑。目光的流转交接，无言地向她传递着自己的好感。很快得知，她也是这个系统难得一见的美女副主任。

    随着主人坐定，一干人等次第入席。然后，是一套已非常成型的、我们可在传统新闻中可反复看到的发言程序。两个小时后，终于开饭。
    饭吃得很热闹，这名矮而胖的新领导不停地说，一旁的下属或老板不停地点头，但似乎又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似乎为了表现自己的演讲水平，缓和略显紧张的饭局气氛，领导很快从客套话转移到了黄段子。那个唯一的美女主任，成了他试图亲近的对象。
    “在座的多数是男人，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只不过一妇女用品呀。”那名领导说。
    这句突如其来的调侃，促成了我罕见的一次喷饭。左右看去，除那个美女主任，同席的男士们无一不笑翻，笑浪很快充满整个房间。
    不过，女同志既未迎合，亦未反驳，只是不动声色地品尝着她钟情的素食。看看手表，就起身告辞。她的理由很充分，充分得领导也不好拒绝。
    “领导说得太精辟了。”一名小官员殷勤而正合时宜地举起了酒杯。他脸上的笑像猪油一般油腻，觥筹交错之间，众人全干了。
    一名小老板带着些许文人的情怀附和着说：“战国四君子门下笼络了食客三千，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饭局开张。小可不才，恳请成为领导门下的一个食客。”
    他不等反应，已是先干为敬。领导呷了一口酒笑着说：“你们房地产商可是郴州财政的顶梁柱，没有土地出让金，公务员哪有工资呀，我只是公仆，当然要敬纳税人了。”
    很快，第五瓶“将帅专用”的内销茅台被打开，酒香四溢，就连在外守护的小跟班，都忍不住嗅了嗅鼻子，感叹官商们的奢侈享受。
    饭局如同收费的电影频道，其间不播中场休息的广告，豪酒如同接二连三的西部大片，在欢乐与大笑中消尽。
    这顿饭局的最大意义，是使我明白了另一个通则 别指望一篇新闻报道去改变官场的游戏规则，也许它促使一干人马落网，但好不容易被养肥了的这帮人马，必须会被另一帮饥渴无比的局中人替代。于是，周而复始。
    回看“嘉禾拆迁事件”，它于我及当地的教训，并非撤销了那五个主政者的职务，而是启蒙了整整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甚至一代人。所以日后涉及诸多拆迁问题，在重庆出现手执宪法的“最牛钉子户”等，不足为奇。

    第十二章 两种命运
    026
    如果不是强制拆迁的集中曝光，45岁的周余武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嘉禾县域骄横跋扈，强权行政。但一出镜，他则表现得尽量低调，鲜为人知。
    事后，民众对这名前嘉禾县委书记的发难进入一个新高潮。人们之所以恨之深切，是由于人们害怕强权，充满对无限强权的恐惧。人们痛恨的不是周余武，而是周余武之流的铁腕逻辑，以及隐藏在强权逻辑背后的原罪。
    这名自2002年5月22日履新的县委书记，在嘉禾颇具争议。时任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评价：“郴州有两个县委书记难配，北安仁、西嘉禾。”
    嘉禾辖内约699平方公里，34万人口，在42个经济指标中，嘉禾有24个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且社情复杂，潜伏问题颇多。
    一个人口不过50万的小城，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的裙带，产生了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一种类似的江湖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原本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制度，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统治力。
    这一规模的城市样本中，目前缺乏公共社会的存在空间，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是依靠公共体制 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而是依赖于熟人。
    如此局面，为官一任，还怎么出政绩？按李大伦的说法，一些官员甚至刚到任就主动要求调走。这种局面难以打破，地方官员则已分裂出双重性格 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那些长时间盘踞于本地的官员，将身家与人脉全部植根此地，他们每一次行政必然与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漏洞，给他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引诱与机会。
    周余武显然是个铁腕型的人物，他不仅没有要求调离，反而选择了铁腕治吏，这一度为他在百姓和官员中赢得了威信。两年来，他几乎办到了一切自己想办的事情，但接下来，他发现要撼动嘉禾传统甚至是封闭保守的官场思维，可谓难上加难。
    于是，硬币的正反两面背离得越来越远，要找出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折中办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周余武能选择的只剩强权了。
    在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经济建设显然是第一要务。珠泉商贸城 嘉禾历史上首个号称投资过亿元的项目，在经过软硬兼施的9个多月“攻关”之后，前期拆迁眼看就要接近尾声。
    截至2004年4月，珠泉商贸城规划用地中372户拆迁户只剩最后37户，仅占总户数的1/10。但此时，拆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在小小的嘉禾城，拆迁者通过个人的关系，实际上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余武决定不惜一切拔掉这37颗钉子，所以“四包、两停”的株连政策呼之欲出。
    开“誓师大会”那天，周余武振臂高呼：“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我就要换他的位子；谁通不过面子，我就要摘他的帽子！”这是他引述更高领导者的话，他甚至认为发明这话的领导是天才，是强权时代的楷模。
    那些天，嘉禾的电视里轮番播放着誓师大会的实况录像。李会明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周余武当时的表情，“他情绪好像很愤怒，也很激动，大手不停地挥”。
    这些情景连同那条“变色龙”周贤勇的表演，至今成为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2004年7月，被免职的周余武坐到了新华社记者面前。他以悔过的姿态反思：“我认为关键原因是没有从思想深处接受落实科学发展观，传统的执政理念没有转过弯来，还停留在过去片面追求招商引资、发展速度和财政税收增长的层次上。”
    不过，嘉禾拆迁的恶劣程度，并不在于周余武的一言堂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国务院最终认定的“集体滥用权力”。这是一个更可怕的信号。它能全国闻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将“权力性暴力”发挥到了极致，浓浓地烙上了当今包括城市在内圈地运动的一切特点，因而极富典型意义。
    这种“权力性暴力”最基本的特点是：那些地方官员对权力的运用不仅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而且离谱、违法，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拘押老百姓。他们对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最多仅承担撤职的行政风险，而无被反诉的刑事风险，而通常前者又都是在同一系统下做出的，即非万不得已不可能出现。这意味着他们违规与违法的成本非常之低。
    尤其是国务院批准了针对嘉禾领导班子的处理意见后，处分竟然成了表象。为保证原来执政思路的继续，周余武仅与原郴州市水利局长实现职务对调；曾将老百姓视为“反革命”的周贤勇，不仅享受专车外出旅游待遇，还明目张胆地在他原来的办公室接待李会明。
    区区一级地市政府，敢于置中央政府的命令于不顾，这足以证明地方势力之强大，已非单一的集权所能解释。
    除了珠泉商贸城和百姓心中难以抚平的痛，周余武主政嘉禾期间留下的另一政治遗产，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腐败游”。这在他被撤职后成为一个浪潮。
    “腐败游”的主要群体，由那些同是县市一级的同僚组成，嘉禾成了他们“取经”之地。他们倒不完全是把嘉禾当作反面教材，而是通过这样的“腐败游”获得掌握更多的为政之道，以免自己重蹈覆辙。比如，怎样规避媒体的集中报道，成了“腐败游”的主要考察项目。这些游客认为，反舆论监督失败是导致嘉禾今日局面的主要原因。
    嘉禾的接任者，也乐意于与那些同僚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媒体充满着敌意，甚至有种想复仇的冲动。
    027
    对应于“腐败游”，那些同样遭遇了强制拆迁的民众，也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他们的对象并不是嘉禾的政府部门，而是在嘉禾拆迁事件中表现不俗的钉子户，比如李会明。
    李会明当然乐此不疲地接待这些有着共同遭遇的人，他首先能给予对方的是精神支持。他俨然半个法律专家，毫不保留地向来访者提供了文书样本，还成为这些访客与媒体之间的重要桥梁。
    还是在看守所时，李会明养成了读书学法的好习惯，他说目前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比较熟。
    《新京报》五周年之际，策划了一个以过年五年间新闻人物“列传”的专刊。核心报道栏目的记者褚朝新，被派往嘉禾回访李会明。在褚朝新的报道发表后的2009年春节，李会明跟我进行了一个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他仔细回忆了这五年间的诸多往事，以及目前的心态。
    2008年10月12日下午，褚朝新在李会明“家”看到两位老人：67岁的李民贵和73岁的丁绍光。他们曾经是嘉禾县的临时代课老师，丁绍光的教龄已“临时了”20年。他们找李会明，就想借助于李会明实用的“法律途径”，找政府“要个说法”。
    说是“家”，其实仅仅是一个窝棚 在高歌猛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工地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简易的准帐篷化的住所。窝棚就搭建在当年被强拆的废墟上。2004年，李家五层的楼房被强拆，政府一直不给落实安置房，于是自己动手搭建了现在的“家” 用木板隔出墙壁，木条上钉着塑料布充当起屋顶。
    邻居们还能听到，这个窝棚中不时传出女高音，并伴着悠扬的二胡旋律。女声出自妻子之口，李会明则用二胡、京胡或小号伴奏。
    残存的砖墙上，窗户没有玻璃，不论白天黑夜都敞开着。这为歌声与二胡的传播提供了更多便利，亦使落寞的窝棚略显生机。
    过去五年间，李会明与政府、开发商进行了漫长的协调，双方终究未能就安置、补偿达成协议。他的生活只能在棚子里持续。
    在李民贵、丁绍光之前，类似的造访者并不鲜见。李会明的出名正是因为2004年那次强制拆迁，他因反对政府强制拆迁，被当地警方以“妨碍公务”等罪名抓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在我报道这一事件之后，社会舆论四起，他被无罪释放。随后开始了漫漫无期的诉讼路。
    至今，这个弹棉花出身的小商户，保持着两诉两胜的良好记录。
    2004年9月8日，李会明状告嘉禾县房产管理局违法行政裁决一案，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李会明诉称：在珠泉商贸城建设拆迁过程中，县房产管理局两次做出错误的行政裁决，导致自家房屋被强制拆除。他要求房产管理局赔偿损失共计665888元，其中精神损失费60万元、经营性损失64500元、车船差旅费1388元。
    这是嘉禾拆迁事件获得中央查处后，唯一一起引人注目的行政诉讼案。如索赔成功，李会明计划将所得经费全部拿出来，为在嘉禾事件中其他受影响的被拆迁户提供法律资费援助。
    那次庭审，引来了嘉禾县上百名旁听者，他们包括嘉禾事件中的被拆迁户、嘉禾县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干部、郴州市民等。结果没有悬念：虽然李会明赢得了“理”，但得不到“钱”。
    另一次是2004年10月，李会明在被强拆的老家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窝棚。不久，窝棚被嘉禾县建设局两个副局长带的近百人拆了，对方说是非法建筑。李会明不服，他摆出了之前国务院查处嘉禾拆迁的文件：“他们才是非法的，我现在没地方住，原地搭个棚子安身也不行？”
    嘉禾县建设局被李会明告上法庭，后又追加县政府为另一被告。官司虽然没有完全胜利，但法院判决政府赔偿李会明房屋强拆造成的损失。“法院判政府赔了我9000多元钱。”李会明说，虽然钱不多，但是毕竟法律给了他不少信心。
    尝到法律甜头的李会明，很快发现自己打的是行政官司，按规定法院是不能收取诉讼费的。他一纸申请书，要求法院退回诉讼费，否则将起诉法院。这回李会明又赢了，他要回了2750元的诉讼费。
    在那两位教龄很长的老教师造访之前，已有嘉禾个别的困难户利用李会明的名气，完成了多次上访与举诉行动。“我现在对上访没有兴趣，越来越相信法律，打官司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李会明说。
    这令我想起了湘潭女教师黄静案中的那位伟大的母亲 黄淑华。
    2004年4月，我赴嘉禾第一次采访前，即跟随黄淑华长约一周的时间。这位母亲在得知女儿黄静离奇裸死在学校宿舍后，她不再工作，开始自学法律、上访、打官司，旨在为女儿的死因求得真相。
    “我翻看了很多资料书籍，特别是一些关于公安处理刑事案件的丛书。”她告诉我，为弄清女儿的死因，开始四处寻访专家，仅法医专家就咨询了几十位。她自信地说，自己已经熟悉刑事案件的整个法律流程。
    此后两年多时间，黄淑华结识了很多朋友，还学会了上网，并成了不少人的咨询对象。“山东的董春春、大连的李丽、江西的周燕芬和李俊 ”她一一列举那些遭遇迷案的女生，“这还不是全部的，记得名字的就有20多个。”每次有人请求帮助，黄淑华都会细心地留下她们的联系方式。她说，很多人与她家的情况类似，“女儿谈恋爱不成功，死得很离奇”。

    黄淑华与李会明，尽管遭遇之事有着不同，但本质上则是个体与集团的战斗，案例与制度的抗衡。他与她在经过跋山涉水之后，又惊人地交汇于一点 不再相信上访，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诉讼虽无胜数，但所体验的感觉与对抗的效果却完全不同。
    李会明说他不再相信上访，他还劝其他人不要上访。“上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作用也有限。”李会明已经体会到，长达4年的上访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他的艰难上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例证。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 制度具有一般性，因此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就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这使得李会明与黄淑华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其后果是，不仅给犯案者提供了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也使制裁变得相当困难。
    在他临时的棚里，一天最多接待过十多个上访者。如果是大事，有法律依据的都劝他们去打官司。
    因为找的人多，李会明有时也不堪其扰，但是从不发脾气。
    “没办法，只能慢慢解释。人家受了委屈来找你问问情况，你不好好说，人家不是更加难过？如果政府的官员接待上访的老百姓态度好一点，上访会减少很多。”
    他的行为开始影响到身边人。比如邻居李菊，在强制拆迁中有着与李会明一样的遭遇。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李菊也将打官司融入到自己的维权之路上。
    “虽然我们的官司现在还没有结果，但是我们会坚持打下去。”李会明说。
    每逢过节，李会明会电话与我联系。有机会时，我们会坐在一起，听他讲那些陈年旧事，以及不是太明朗的未来。在他家四周，已被拆掉的房子早盖起了新的商城。李会明家的废墟及那个窝棚，如同一个孤岛，艰难地挺立在全新的商场旁。
    说着旧事，他的右手总插在上衣口袋里。“残疾了，露在外面不好看。”
    李会明把右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除了小指，其他手指都只剩下一个关节，手掌的皮肤，是从他肚子上移植过来的。
    2008年6月14日，李会明在操作弹花机的时候，右手不慎卷进了机器，残疾了。在医院，李会明躺在病床上，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写字对他来说，跟弹棉花一样重要，是生存之本，“要打官司，少不了要写法律文书”。
    事故后，李会明给常务副县长王建球打了个电话，说了自己的情况。后来县民政局出面，筹了1500元困难补助给他，他说，拆迁事件后，他和现任的政府领导成了老相识。
    如今，李会明已经开始用左手写字，他外售的棉絮标价，就全是自己用左手一笔一画书写的，字迹端端正正。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执著的生存气息。

    第十三章 寡头之盟
    028
    那些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地，转瞬之间就已高楼林立，奢华无边。过去近20年疯狂岁月中，依靠信贷、生态灭绝、压迫和奴役，城市在乌有之中拔地而起。如此迅速的扩张，其未来究竟是极乐世界，还是海市蜃楼？
    也许一旦建设狂潮偃旗息鼓，隐藏于高速增长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便会暴露出来。正如嘉禾拆迁之后，无处不在的重型机械停顿下来，仿佛时光就此凝固，而问题正在慢慢显现出来。
    当杀鸡取卵式的拆迁大行其道时，一座座千年古城已经面目全非。
    古人对县政有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天下安。”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无疑已危及整个政权。近年来出现的种种实例，人们无须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寻找证据。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依史而袭，县政历来就是中国治理制度的核心。“虚省实县”即是传统之一。
    省级政权在元代前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日本今日所述之“省”即为中央之“部”），元代以后成为地方政权，但其重要性仍然不如县。
    千年传承的政体模式是，县做实 县太爷是中央政权亲自选定的，县太爷和中央政府（皇权）之间有直接的沟通管道。县政也因此是传统政治的核心。
    由封建制度转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始，县政在中国政治中有着同样显赫的位置。毛泽东就将“与县委书记沟通”作为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在制度层面，县委书记甚至可以成为中央委员。这等同于县和中央之间有着直接的沟通管道。
    古代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有着同义的“租”与“税”，其共同的运作资源载体多为土地。即古代中国的地主让农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中世纪欧洲的郡主跟着提供公众服务，租改称“税”。现行体制下的诸多“税种”，仍为“租金”的变体。这两种的通用遵循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纳税者必须获得抽税者提供的某些资源或服务，二是纳税者无论是否赚钱仍须履行其纳税契约。
    由此推算，中国今天的地区制度是古税制现代化，历史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实际上，中国的私有产权并非私人所有权，而是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的私有化。国家作为土地的业主，在使用者竞争下，增值税总收入越高对其政权巩固越有利 而国家的概念徒为虚有，获得授权的主政者才拥有土地的决策权，后者又通常不是以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为利益主体，进而变成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以改革开放为由启动的近30年里，将县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完全颠覆，转而以“实省虚县”，其间还夹有一地级市 正如湖南省与嘉禾县之间的郴州市。县政由此被边缘化。
    这一转变首先是干部管理从“下管两级”的制度改革成“下管一级”的制度。中央政府只管到省级干部，而县级干部完全在省级管辖之下。这个制度变化实际上使得中央地方关系呈现出欧洲传统上称之为“封建”的制度特征，就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于是，县政和中央之间因为两层相隔，导致无制度性的关联的尴尬境地。中央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做些制度规定，如强化干部交流制度 这个制度的其中一个重要意图在于防止地方主义，但后果则演变成了官职买卖，成了上级干部腐败的工具。频繁被调换的众多县级干部，只得拼命追求政绩，因此形象工程不断。生活于此的人们则被一次又一次地剥夺和掠夺。
    在此背景下，地价可以从高处下降到零值，甚至负值。但是，佃户分成率不变，或税率划一，单靠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钱却从中流到了主政者的手中。
    中国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省代表的“地方”之间先搭成分税制框架。但此后省以下体制在分税制方向上却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渡措施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在积累和放大，过渡状态中原有矛盾与新的矛盾交织、积累，导致财权的重心上移，而事权的重心下移。在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层级高端（省、市）在全部财力中所占比重上升，而县乡财政困难却凸显出来，欠发达地区尤为强烈。
    伴随其后的“抓大放小”政策中，其“放小”部分即是大规模民营化运动。这个改革设想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民营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而推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演变成恶性私有化，直接导致了中国最基层一级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由此，县政的政治（行政）和经济双重破产状态，已成必然。
    在嘉禾暴力行政的背后，一股汹涌的利益暗流早已流动。它承载着权贵资本争渡于各个险滩，跟大多数已逐东海的滔天巨浪并不一样，它仅是少见地一不小心被搁浅在阳光之下。
    珠泉商贸城项目总占地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开发商除了计划进行旧城改造、房地产建设外，其核心项目就是建起一个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大型商贸城，即珠泉商贸城。项目选址介于人民路、中华路之间，它在县城所处位置好比天安门之于北京城。
    对照另一组来自嘉禾县的财政数字，或许可见当政者的急迫心理。在周余武被免后，接任的新书记曹建平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下定决心把财政收入里的水分挤掉，如实上报嘉禾窘迫的财政家底。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次挤掉了6413万元的水分。”曹建平回忆，水分挤掉之后，中央转移支付给嘉禾的资金增加了3000多万元，并被确定为财政贫困县。
    曹建平还证实，2005年以后，上级财政对嘉禾的转移支付每年都递增2000多万元，县乡财政收支矛盾得到缓解。
    民众一个朴素的疑问是，商贸城的建设为何选择这个核心区域？不能另辟新区？
    不妨先了解嘉禾的商贸市场，全县17个市场的年成交额4亿元，其中珠泉农贸市场和塘村五金市场占据半壁江山。由于功能定位与所处地域不同，珠泉农贸市场有着无可撼动的老大优势。
    这显然是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总额不可能大增的前提下，如新建一个商贸城，必须挑战珠泉农贸市场，其成败很难判断；如果对珠泉农贸市场加以改造和扩建，则一举变成了寡头。
    现实重合了第二种情况。按计划，开发商将原来的4000多平方米珠泉农贸市场扩大一倍，新增步行街、以珠泉亭为中心的广场、中华日用百货市场等，累计投资1.5亿元。
    一个寡头的形成意味着更多埋单者的涌现。在所涉拆迁房屋中，20世纪80 90年代建的占49.1％，90年代后建的占21.3％，而70年代前建的只有26.6％，70 80年代建的仅2.96％。“许多建成不久的房子都成片成片地拆掉，太可惜了。”县委一名官员说。
    曾经的强制拆迁项目，一度被赴京公关组扣了一个光环 “县城防洪体系建设的重点项目”。
    递交中央电视台及相关部委的汇报材料称，项目建设区域防洪能力差，十年九涝。穿区而过的百泉溪水患连连，在2002年“7?1”洪灾中曾使县城受淹三分之一。而商贸城的修建，会使百泉溪“溪面宽度则会由原来的平均5米增加到10米，溪床平均加深1.5米 从根本上解决该区域的水患”。
    另一组数据是，在计划占地89亩、涉及拆迁居民372户的珠泉商贸城第一期建设中，商居用地只占39.5％，而防洪和城市公共用地则占到60.5％的比例，“融县城防洪体系建设、商业贸易、改善人们居住环境和生活设施于一体”。

    此前，我相对周密的采访从未获得这一信息。它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确实带有防洪的公益性，被我疏忽了；二是强制拆迁遭曝光后，当地政府欲盖弥彰，欺下瞒上。
    随后，《北京青年报》记者曾鹏宇飞赴嘉禾，他从被拆迁户那里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从去年8月开始县里就多次派人上门做工作，每次都说这是一个商业开发项目，对嘉禾发展有好处，但从没说是防洪建设。”
    进一步的矛盾使谎言不攻自破。沿百溪河上游入城，可见大量建筑物靠几根粗大的水泥柱支撑在河道中，溪水从下而过，不少废物堆积在水泥柱下造成水流减缓。这一区域并无整治计划。而商贸城拆迁现场位于百泉溪下游，即使将“溪面宽度从平均5米增加到10米”，也显然不符合水利清流常理，不可能解决整个县城的水患问题。
    这使人们联想到举国拆迁中的一个死结 公益利益暗度为商业利益。
    “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先以要建公益项目的名义骗得零地价或其他优惠政策，然后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设施或纯赢利项目。”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当家人王才亮说。这位拆迁领域的高级律师，曾作为嘉宾出现在嘉禾和沈阳的拆迁现场，以配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调查。
    就在“嘉禾拆迁事件”曝光前两个月，2004年“两会”期间，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的两款，矫正了过往的习惯性思维：“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或者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简单的“并给予补偿”五个字，暗示着公益政治正让位于权利政治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还没来得及在嘉禾体现。
    029
    在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中，珠泉商贸城又披上了“国家建设项目”外衣。
    周贤勇也曾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国内贸易局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的投资开发项目，属2002 2004年全国50个商业网点建设示范项目之一。
    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仅是一个处级事业单位，并无任何行政审批权。中心法定代表人易传保也强调，他们对珠泉商贸城既无投资，也不存在组织投资。
    实际上，嘉禾县政府与该中心来往的多份函件，均显示项目纯属商业开发性质。
    揭此外衣，黑幕重重。按规定，这类投资过亿元的项目，其正规审批步骤是：嘉禾县国土局在媒体上公开土地挂牌出让的消息，然后由3家以上的具有开发资格的公司进行竞拍，最终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归属。
    “就我们一家来竞拍，没有别的公司，我们就得到土地了。”珠泉商贸城项目的开发商说，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得到了这12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
    周贤勇的补充解释是：“县里有政策，县外的资金投资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
    再来看土地转让金。项目建设所在地属于嘉禾县一类用地，其商业用地基准价是每平方米1500元，最低价为900元。经过鲜为人知的程序，开发商以808元拿下，如此算起来仍有4800多万元总地价。
    但在双方的合作协议上，开发商仅以每平方米100元就拿下了那块嘉禾最为黄金地段的土地。“地价从808元减到了100元，差价部分是政府给开发商的拆迁补偿费。”嘉禾县国土局副局长夏社民说。
    事情远不止于此，此块土地的出让年限是50年 这是商业用地的国家标准。但按县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土地出让金上交县财政后再将70％返还给开发商，用以投入拆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别忘了，珠泉商贸城还打着“防洪公益”的幌子。
    账目至此一目了然，开发商最终上缴给县级财政的仅占210万元的30％，即63万元。这相当于原价4800万元的1.3％。换而言之，每平方米土地的50年使用权，开发商仅花30元钱。
    借助于土地成本优势，寡头获得暴利的第二步就是操纵销售价格。
    可资比较的一组数据是，被拆迁户李涌泉的那栋200多平方米的独门独院三层楼房，仅获得拆迁补偿金及临时安置费10万元；而珠泉商贸城开发商打出的预售广告显示，该商贸城铺位价格为每平方米1.6万元。
    5月3日，一位徐姓的浙江商人计划买下珠泉商贸城200平方米的商铺，发现其单价达1.8万元，最终放弃了这笔投资。
    原珠泉农贸市场个体协会会长刘玉明也说，在县城做服装生意的一位湖南邵东人，曾订下一间50多万元的商铺，考虑收益问题最终还是退了。
    在这个仅3万余人的小县城，珠泉商贸城的开发商 珠泉商贸城置业有限公司，似乎面临着销售压力。

    第十四章 双重杠杆
    030
    他姓张，三十出头的模样，清瘦的脸庞线条明晰，浓眉突出，那双线条小眼显得深沉锐利。我跟他在嘉禾宾馆曾有过半小时交涉。
    作为珠泉商贸城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是该公司唯一现身的代言人。在《新京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面前短暂亮相后，他如人间蒸发般消失。
    由他担任法人的珠泉商贸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实际并未到账。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真实身份，案发后也无人追究他的责任，只听说他是常德人 那个在郴州统一讲着“德语”的群体。
    有人很肯定地说，他与张锡明实际就是一家，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家门，正是张锡明在黑幕后操控了包括郴州和嘉禾在内的多条商业步行街。
    张锡明长着一张长脸，小眼睛，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阴柔诡异的气息，神秘似黑洞 可吞没一切的无底黑洞 寒气逼人。他1960年4月4日出生于常德鼎城区，那里至今生活着他的父母和兄弟。在街坊的印象中，张锡明年轻时家境贫寒，一家十余口挤在破旧的宅院内。
    1988年，张锡明远赴深圳，彼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建筑工，但此后10多年里，他从未离开这个行业。2002年进入郴州时，他自称港商，以香港万邦实业公司之名独资揽得了郴州市第一条步行街 兴隆商业街的开发权。
    他在简历中写道，自己于1994年移民香港从商，是香港万邦实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在一位早年的邻居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谎言，他们能感觉到张锡明近年来的富足，但从未听说自己看着长大的张锡明是个港商。
    不过，这只是空手套白狼的伎俩，有权贵相助，张锡明实际获得了一明一暗两条完全不同的融资渠道，杠杆率大为提高。
    其一条杠杆，是通过低价获得土地，以土地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条杠杆，则是李树彪操控的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池。后者作为“暗”的融资渠道，通常不为人知，具体操作上，一类是直接拆借，许诺一定的回报率。保守估计，张锡明借此路径套取的银行贷款与住房公积金不少于3亿元。另一类是以公积金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还有一类则比前两种复杂得多。通常，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委托证券公司以各种融资方式理财增值，双方约定的回报年利率为10％ 这跟同期利率相比已属于相当高的回报。但证券公司的真正目的是想用公积金炒股，具体的操作奥秘出在国债回购环节。
    所谓国债回购，是一种以国债为抵押品进行拆借资金的信用行为。国债持有人为获取短期资金而出售国债，同时与买入方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购回出售的国债。在近年来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业务中，通过国债回购将资金来源“洗白”转而投入股市、期市等违规用途的做法极为普遍，一般而言都是资金委托方、受托方合谋而致。
    若以今日眼光来看，张锡明模式与日后曝光的上海社保案有惊人的相似。29岁的苏州小商人张荣坤，以“公路大王”名震上海滩，正是得益于银行贷款、社保资金一明一暗两条融资渠道。
    彼时，获知政府要处理沪杭高速，张荣坤志在必得，并动用了竞争者无法企及的高层关系。司法材料见证：“2002年1月，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重要领导秘书王维工帮助。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这顿饭之后，其他各路竞争者纷纷铩羽而归。
    案件起诉书称：“陈良宇违反决策程序，在没有充分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导致此笔交易实际支付10.15亿元，获得了最低价值13.36亿元的沪杭高速股权。”而其支付的10.15亿元正是来自上海社保局的拆借资金，张荣坤转手将沪杭高速等固定资产一抵押，仅2002年8月就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获得了100亿元本外币融资额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资本的力量，就是这样不断试探着制度的漏洞。

    31
    男人一生要挣多少钱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新周刊》杂志的一篇文章《钱的能量转换守恒定律》推算，房子126万元+车子125万元+孩子60万元+父母72万元+家用126万元+休闲30万元+晚年63万元，得出602万元的所需金额。
    这当然是对一个欲望正常的思维人而言的，但李树彪显然不能满足。
    李树彪像植物人一样木然地出现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在法官示意下，他与8名同僚落座于被告席。
    这一天终于来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会刻下它 2005年5月16日。公诉人由郴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瑶云担任，他宣读了长达25页的起诉书。在他面前，还垒着数百页书面证据，用以证明针对李树彪的如下指控：
    1999年至2004年，李树彪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作案44次，涉案金额1.18亿元。其中涉嫌伙同他人贪污公款5848.9万元，挪用公款5952.6万元。部分资金转至澳门等地豪赌或挥霍，案发时尚有7747.5万元未退还。
    7747.5万元在郴州市意味着什么？
    2003年郴州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62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812元。李之所蚀，相当于郴州市1万多个市民一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2.8万个农民一年的经济纯收入。
    公诉人还心领神会地提醒法官，若以李树彪正常年收入计算，还清这笔巨额起码需要1839年。
    这些流失的资金有必须拆解为两个时段来分析。在早年，即1999年至2002年间，李树彪挪用公积金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方式是用公积金质押贷款。从操作方式来看，这是最简单的模式，即“以款贷款”。
    其中1999年9月，李树彪通过这种模式为自己开设的“永红公司”筹得一笔资金；2002年8月8日，李树彪帮助郴州市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贷300万元，抽取其中的80万元用于赌博。
    根据法院认定的数据，仅2002年李树彪挪用公款10次共1705万元，其中421万元用于“挪后补前”，其他的用于赌博和拆借给城建寡头们。
    到2003年8月，李树彪套取公积金的方式发生转变：以假委托贷款之名直接骗取公积金贷款，出现在法庭上的金额高达4000万元。
    比如在当年8月5日，李树彪以虚假的“郴州市信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单位名称，编造该单位集资建房的理由，获得个人住房委托借款420万元。17天后，李树彪指使中心总稽核师王诗义以同样的名义，获贷320万元。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建寡头们之所以更愿意假手个人公积金获得贷款，而不再延续早年的那种“以款贷款”方式，除了个人住房贷款在当时的操作层面存在漏洞，还有利息方面的暴利。
    以2003年8月的货币政策计算，商业贷款的年利息是5.04元，公积金贷款的年利息仅4.05元。以当年出现的一次货币政策调整为例，前者的利息涨幅为0.27％，后者仅0.18％。另根据银行的规定，民营企业办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年限不超过五年，且只能办理银行评估价值50％的贷款额度；而且在还债时，抵押贷款优先于施工方债务。比较而言，公积金贷款的好处从还款期限长和贷款额度高两方面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有办案人士称，在“全国公积金第一案”中，李树彪起到的仅是“雁过拔毛”的作用，大部分资金则是有目的地流到那些城建寡头之手。
    在李树彪案开庭前的2005年3月，《21世纪经济报道》派出记者做了详细的调查。这份2001年1月1日起步的财经大报，自创刊伊始发行量一直稳居财经类报纸首位。他们的调查显示，2003年10月实施的郴州市步行街项目，就是由市领导出面，利用公积金贷款建成的。此外，郴州市郴江河综合治理工程、东骏广场等项目，均与挪用公积金有关。
    如以时间推算，2003年8月公积金套现方式转变之时，正值嘉禾的珠泉商贸城、郴州的兴隆步行街等项目启动，这无法不使人心生“集体共谋”的猜测。

    第十五章　私家银行
    032
    当李树彪成为新闻媒体的狩猎对象时，他自己可能已淡忘了多年前的另一场狩猎 不过那次，他是猎手，而非猎物。
    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但那些目击者却乐意向我做出详细的回忆。
    2001年5月的一天，一场春雨把灰蒙蒙的天空洗刷得干干净净，小片白云静止在那里，蓝天就像一个锅盖扣在人们的头顶上。李树彪出门时，还是披了一件厚实的外套。他将陪同顶头上司雷渊利去五盖山游玩。
    自城区往东南方向前行45公里，可见云雾缭绕，莺飞草长。五盖山之名，相传得于明代一云游僧人留下的半边绝联 “霜雪?雾露盖山头”，四百多年来无人能对。
    这里地处五岭山脉主峰地带，海拔400 1619米，十万亩大山中森林覆盖率达78％，宋代诗人阮阅诗云：五山如雪色苍苍，隔断蛮陬与瘴乡。才见山中冬有雪，郴人预说岁丰穰。
    1992年获得了国内第二张国际狩猎的牌照后，五盖山优良的狩猎条件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备受境外狩猎者的青睐。其中水鹿作为其“招牌”，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吸引了数十个国家的狩猎爱好者。从2001年开始，这里已很少接待外宾，因为水鹿的数量有限，这里逐渐演变为了那些城建寡头和他们支持的政客们的专属地。
    观望者习惯将这些寡头称为“准政客”，他们的联盟正好比一个“二政府”。他们把持的企业结盟于政治势力，成了所有腐败和内部人交易的一种，进一步扭曲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模式。
    李树彪此行正是源于一名本地老板的赞助。但他是一个外行猎手，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行之前，雷渊利已多次暗示李树彪，市委决定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动手术。
    这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消息，于好是一个机会，或许还能加官晋爵；于坏，则可能被扫地出门。
    找关系，找的就是体制的漏洞和缺陷。李树彪不可能回避这一命题。他要把有限的马屁，集中火力拍到一个人身上。
    从1998年调任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以来，李树彪名下管控的资金也就两三亿元。比较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机构对应的级别仅是副科。
    借助于这场狩猎，李树彪大致获得了市委对管理中心的调整计划。这是在全国机构改革大调整背景下进行的，他们的方案是：将郴州下辖六县区的住房公积金统归市一级管理，县区设营业部；市一级管理中心改为郴州市政府直接管理，级别升至副处级，其原来主管单位 郴州市体改委撤销。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制度安排，那些并不通晓经济的官僚，根本无法洞悉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资本阴谋。在他们看来，跟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总纲相比，一些小的机构设置上的瑕疵显得微不足道。
    但魔鬼就这样隐藏在细节中，这就如同199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漏洞经济。从这一机构设置中获得便利的城建寡头们，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家，他们的幕后交易披着“合法”的外衣，将制度先天设计的漏洞利用得天衣无缝。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其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越来越大。他们以“准政客”的身份，影响甚至参与到政府机构设置和政策的调整上。
    李树彪只是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对于雷渊利而言，或许对整个城建寡头集团而言，对应于机构调整后的人员选配，必须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场博弈的结果必须是接任者是一个听话的人，一个可以不折不扣执行他们意志的随从，一个近乎傀儡的角色。
    在雷渊利看来，李树彪显然是不二人选。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货车司机，十分重视自己拥有的一切。
    尽管那次狩猎他们连水鹿的影子也没见着，但并没有影响他们良好的心情。此后，无人知道李树彪与雷渊利之间有过多少次交易，但市里决定要让李树彪连升两级，担任升格后的管理中心主任。
    在郴州市委常委的票选中，第一次因反对票过半，李树彪险遭淘汰，但第二次再选时以全票通过告终。如此变故，也非雷渊利一人可以左右。在他后面，实际体现着更高的意志，尤其是寡头集团的意志。

    暗藏于这场机构阳谋的背后，实际是一个资本阶层从“寻租”到“设租”的转变，这导致了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也进一步巩固了寡头集团对权力的影响力。
    033
    尽管“中国第一公积金案”以李树彪的生命作为代价而告终，但要改变地方政府虎视眈眈的资金池，扭转其羸弱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粗放的信贷文化，仍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效。
    在李树彪案发生前后两年间，中国各地的住房公积金正进入一个风险“爆发期”，河北保定、广东佛山、湖南郴州和衡阳等地相继发生数亿元住房公积金被挪用案件。这已说明李树彪案绝非孤立。
    而后的央行报告，截止到2004年末，个人公积金住房贷款余额达2096.2亿元，除去个人住房贷款和购买国债，全国仍有沉淀资金2086.3亿元。报告认为，住房公积金支持中低收入者效果不明显，而收益归属需明确。
    “可以考虑把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改造成金融机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积金问题专家汪利娜告诉记者。
    央行的报告将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归结于两点：一是支持中低收入者效果不明显，二是收益归属需要明确。
    “案件频发关键在于监管缺失，而后者又源于对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错误定位。”汪利娜说。
    所谓住房公积金，是指各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一项制度。
    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内容，住房公积金制度始立于1991年。其时，上海借鉴新加坡经验，在全国率先建立住房公积金。随后，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效仿。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将该制度在全国推广普及。
    国务院发布的“国办发〔1996〕35号”文件规定，承办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受托银行，原则上一座城市委托一家。这项改革在郴州直到2002年底才落实，即郴州市体改委撤销，原从属于该委的市房改办归到市政府管理，与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级别升至副处级。不仅如此，郴州下辖六县区的住房公积金划归市级统管，资金总额高达6亿元。而据《郴州日报》报道，2003年郴州各银行流动资金总额不过15亿元。
    就此，李树彪陡然成为当地各商业银行花大力气拉拢的财神爷。据事后调查证实，2003年，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市分行营业部从李手中争取到4000余万元公积金存款。这一数字，相当于该行年度存款指标的一半。
    但检方调查显示，在郴州的各大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李树彪开设了数十个公积金账户。李时常因一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动不动就扬言要把资金撤走。
    “谁能给他更大好处，他就把公积金存在哪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市支行信贷部一位人士说。
    同样将李树彪视为财神的，还有郴州各事业单位负责人。郴州宾馆一名负责人告诉我，这家官办宾馆就依托李树彪，用公积金作为担保从银行贷出1000多万元用于宾馆资金周转。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以宾馆职工个人名义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获得公积金担保后，每人贷款6万元，再聚零为整。
    办案组一位人士则透露，2002年郴州曾启动一个城建项目，因资金周转不过来，也由政府出面以住房公积金抵押从银行调用数笔资金。
    据介绍，这些事业单位以上述方式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有的单位确实是用于职工集资建房，但也有部分单位负责人将资金投入了个人项目。
    1999年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得提供担保。”但基于上述原因，李树彪一旦向关联银行提出抵押担保，银行办理贷款均一路绿灯，“甚至不问对方是什么单位、具体做什么项目”。

    “作为负责公积金安全的 公积金管理中心 反倒成为公积金安全的最大威胁。”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社会保障问题专家方乐华表示。
    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运作机制。
    其中，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监管，则由建设部门牵头，会同财政、审计、银行进行。
    不过，作为托管银行，只能听从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指令，至于指令是否合乎规则，银行没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过多考虑。而银监局对类似专门账户的监管也只是账面的定时查账，对查账期间的资金流动起不到实质的监督作用。
    尽管2002年的全国住房公积金工作会议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每年要向财政部门递交财务报告，但是这种静态监督也无法做到对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实行实时监督。
    “这种多头监管的实际后果就是没有监管。住房公积金形成一个封闭的运行系统，如果内控机制进一步失控的话，则问题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关系千万职工生存大计的住房公积金，俨然成了那些当权者的私家银行。
    之所以监管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错误定位造成的。公积金管理中心被定位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隶属于地方政府部门。但实践当中，许多地方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正扮演着一个“金融机构”的角色 准确地说可称之“第二银行”，而受托银行则变成了“中心”的出纳。
    “银行最后就是走走形式。你只有拿到了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批文，才能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几乎所有的程序，包括资信评估、抵押物价值评估都是他们组织在做”。
    另一方面，住房公积金增值冲动也不可忽视。
    按现行法规，公积金缴纳人可获得利息回报，具体标准是：当年缴纳的按活期支付，转入第二年的按三个月的固定存款利息（1.72％）支付。但在2003年12月，央行首次调整住房公积金的存款利率，由1.89％下调至1.62％。利率倒挂问题由此产生。以当年归集1亿元公积金存入银行为例，二者产生的利率倒挂再加上银行托管费，公积金管理中心需倒贴9万余元。
    我在采访河北省保定3亿元公积金大案时，从专家口中得知理想管理模式是“2+5+3”，即20％购买国债、50％发放个人贷款、30％转存于银行。统计显示，郴州所在的湖南省公积金资金运用率（个人贷款余额与购买国债余额之和占归集余额的比例）只有22％，远远低于70％。
    已有专家提议，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最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变成金融机构，同时改革现在的公积金配贷机制。
    路径之一是将其变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即由政府发起设立专门的经营机构，由政府承担经营风险，为政府政策目标服务，并以利息、期限和资金可得性等方面的优惠来进行融资。
    二是改造成合作性金融机构，按照会员自愿入股、民主管理、互助互利的方式进行运作，为会员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
    事实上，有关住房储蓄合作的实践在中国已经开始。2004年，中国第一家住房储蓄银行 中德储蓄银行落户天津。
    与商业房贷和公积金贷款相比，住房储蓄银行不仅利率较低，而且利率固定，借款人能够明确预知未来还款额，加上采取“先存后贷，存贷挂钩”的贷款原则，其能保证长期信贷资金的充裕以及自愿储蓄者享受低级贷款的权利。
    所以中德储蓄银行甫一落地，便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对郴州而言，教训犹在，改革未行。

    034
    如果不是被推上被告席，李树彪或许至今仍是银行的宠儿。
    2003年，郴州住房公积金资金总额高达6亿元，同年该市各银行流动资金总额不过15亿元。这笔巨额资金的存储，使李树彪摇身一变成了各商业银行争相拉拢的“财神爷”。
    国务院明文规定，承办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受托银行，原则上一座城市委托一家。
    但李树彪在各银行开设了数十个公积金账户，并时常因一些要求得不到银行方面的满足，动不动就扬言要撤走存款。
    李树彪案发后，郴州市委、市政府当即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下面再细分为专案组、侦破组、稳定组和宣传组，其中专案组成员多达80人。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受访中告诉我，省里还有领导特意叮嘱：“要把钱控制住，要把人控制住。”
    那些涉案的银行在李树彪案发后表现出满脸的无辜，一些媒体也将它们视为受害者而免去了责难与诘问。但是，郴州市政府毫不犹豫地决定对它们发起民事诉讼。
    “从程序上看银行并不完全违规，所以我们不可能承担所有损失。”郴州一银行负责人说。表面上看，郴州市各商业银行似乎仍很平静，但是它们暗地里已委托了专业律师介入此事。
    恰如在反洗钱领域中的一句格言：“银行不是站在反洗钱一方，就是站在洗钱一方，不知情仅仅是借口。”
    从李树彪案庭审的情况来看，公积金的整个操作破绽百出，银行信贷员和负责审核的律师屡屡发现问题；好几次他们将这些问题上报了，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依庭审记录，李树彪每年平均作案10起，不间断地重复巨额贷款，不可能不引起银行经办人员的怀疑；这样的现实只能说明，银行根本不具备怀疑的动机 至少他们相信，有权力庇护的城建寡头们，比一般的企业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还款能力。尽管事后证明并非如此。
    现在看来，郴州城建寡头的操作要诀也一目了然：通过廉价的土地资源获得超低的开发成本，并配以轻便的金融资源再次控制价格，两重巨大的升值空间背后是一次精彩的“空手套白狼”。
    可怕的是，地产寡头一旦得到无限度的金融支撑，其投资膨胀几乎成为必然，价格操纵能力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在地产寡头与金融机构的共谋中，房地产价格泡沫迅速堆积，真实需求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被判死刑的李树彪一了百了，他留下的7747.5万元巨额窟窿该怎么弥补？由谁来弥补？毕竟这个巨大的数字关乎当地20万城镇职工的切身利益。
    首先，不能寄望于李树彪的个人财产填补。这是因为：第一，所没收的个人全部财产远不足于弥补这个巨大的窟窿；第二，所没收的个人全部财产理应上缴国库，因为它不属于赃款赃物的范围，不能返还受害单位。
    其次，不能寄望于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埋单。在多数人看来，此案凸现出管理中心内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之大，理应由其自己埋单；再说它有能力埋单 多年来公积金获得了巨大的利息收益。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公积金贷款所取得的利息收益，乃“取之于民”，应当“用之于民”，如果把这种利息收益用来填补因内部犯罪造成的巨大窟窿，不仅有悖于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初衷和本意，也直接侵害了广大公积金缴纳人的利益。
    能为这个巨大窟窿埋单的只能是“一群人” 那就是管理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这级政府。理由很充分：一、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应当负领导责任；二、对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这一重要岗位的人选，错用李树彪这样的人，是一种用人决策错误，而后又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应当负有决策责任；三、因为领导责任、用人决策责任在先，当出现如此巨大的资金窟窿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经济责任。
    这个逻辑在随后变成了现实。2005年5月21日，李树彪案庭审的最后一天，也是6天以来控辩双方交锋最为激烈的一天。获准旁听的省城数家媒体记者，集体扎堆在庭审现场。
    在最后陈述中，9名被告相继痛哭流涕。李树彪话不多，表情如常，他承认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犯了罪，请求法庭在考虑其立功表现后做出从轻判决。
    出人意料，第二被告王诗义当庭检举了郴州市城建副市长雷渊利的受贿事实，并举出了旁证。
    一条大鱼就此落网。

    第十六章　机构阳谋
    035
    在初期，雷渊利仍然试探了李树彪。他们完成的第一笔交易，受益人是郴州市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吉。
    周吉与雷渊利同为嘉禾老乡。两人的相识始于1997年，周时任广东某报总编辑，平常为朋友打理房地产生意。正是这名老乡，日后成为雷渊利案中最大的行贿者 8年间数十次共向雷行贿235.7万元。
    雷渊利担任城建副市长的第二年，即2001年，周吉开始到郴州市发展。当年5月，周吉到北京找到雷渊利，邀请雷渊利与其一起合伙开发鲁塘镇市场。按照雷渊利自己的供述，周吉找他合伙开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资金。
    此后的2001年9月至2004年1月，周吉与雷渊利、李树彪勾结，采取用公积金作质押贷款及虚假政策性委托贷款的方式，挪用公款共计2650万元。其中，鲁塘大市场获贷1000万元。
    第二个项目是宜章县四方井步行街项目 那里还是李树彪的老家。缺拆迁费用的周吉，再次通过公积金抵押获贷650万元。
    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高层告诉我，张锡明的兴隆步行街以及多名乡党控制的城建项目，均获市委主要领导的行政干预，通过两种模式获得了银行贷款。由于这些拆借行为在李树彪案发后得到紧急弥补，他们顺利躲过了来自司法机构的追查。
    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能顺利于2003年元月列为郴州市重点工程，正是得力于雷渊利的幕后推动。这不仅是因为雷渊利掌管全市各区县的城建，还源自“他对家乡建设的大力支持”。实际上，他还高调向开发商做出过融资承诺。可惜时运不济，未获成功。
    法院认定，在雷渊利所涉的39名涉嫌行贿的单位和个人中，有18个是房地产公司。可以想象，由于周吉两个项目的成功，城建寡头们通过公积金获贷的模式被几何级复制，由此酿成了“公积金第一案”。
    虽然同为腐败，但程度却各有不同，有的已从根上烂掉，有的像好坏参半的苹果，有的表面艳若桃李，内里早已腐烂发霉。雷渊利显然属于第一类。
    只可惜，权力的干预没有将这些细节一一呈现，现在能从庭审中看到的仅是雷渊利与周吉之间的交易
    法官：公诉人指控你收受周吉235.7万元，有没有异议？
    雷渊利：事实没有异议。
    公诉人：周吉在郴州有几个项目？
    雷：有3个项目。
    公诉人：明确要你合作的几个？
    雷：两个项目。
    公诉人：这两个项目你有没有出资？
    雷：没有出资，由我负责准备资金，资金组织和协调外部事宜，协调一些关系。
    公诉人：有没有参加管理？
    雷：没有管理，但重大决策都是一起商量的，我妹夫到他公司上班，掌握资金的一些运行情况，超过10万元的钱离开郴州必须告诉我。
    公诉人：你对住房公积金使用相关管理规定是否清楚？
    雷：我是管委会主任，应该来说我知道，可是我这个人学习不认真，所以有关条文都没有注意研究。直到被省纪委“双规”后，在那里看了后才知道动了就是违法。

    辩护人：你和周吉合作开发鲁塘大市场，有书面协议吗？
    雷：没有，是口头协议。
    辩护人：为什么要做鲁塘大市场这个项目？
    雷：2001年5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吉去看我，他提出合伙开发鲁塘大市场。周吉说：这个项目是稳赚的，你现在当一个副市长一个月2000多块钱，还不如现在做点生意赚点钱，拿了钱享受人生。老了以后有一个保障。周吉是我老乡，都是嘉禾人，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决定与他合伙。
    辩护人：目的是什么？
    雷：赢利。
    辩护人：你有估算过这个项目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吗？
    雷：300万。
    辩护人：当事双方权利义务有没有约定？
    雷：我负责组织资金，利用我的职权关系为他协调一些外部关系。利润五五分，他说怕我不放心，让我安排一个人管理财务，就是我妹夫，然后是一直按这种合伙形式，他在前台，我在后台，因为我是公务员，不可能到前台去。而且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是一起商量的，
    辩护人：周吉是否与你沟通？
    雷：我们两到三天就会碰一次头，交流重大情况，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辩护人：超过10万的向你汇报，汇报过没有？
    雷：汇报过，我就会马上问周吉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因为周吉资金很紧张，所以调动情况很少。
    公诉人：你和周吉的合伙关系，你负责组织资金，通过什么途径组织？
    雷：周吉说“你管了8个多亿的公积金，可以拿个几千万出来用用”。
    公诉人：后来是不是用公积金担保？
    雷：是。
    法官：你和周吉谈合作时，你凭什么与他合作？合作条件是什么？
    雷：我掌管了一部分资金，可以用这笔资金做质押贷款，另外我又分管城市建设，可以为他解决一些外部问题。
    法官：可不可以说是你行使的某项权力？
    雷：是。

    第十七章 三玩市长
    036
    官场上有两帖可置人于死地的毒药，一帖是经济问题，一帖是作风问题，若两帖齐下，必死无疑。
    雷渊利就这么不幸地遇到了，他的心情坏透了，从肖鹏金遇案那天晚上 2003年12月29日开始。
    肖鹏金是他的贴身秘书，加之自己又是分管城建、公安的副市长，雷与此案有双重利害关系：一方面，自己的下属出了事情，要讨一个说法；另一方面，自己分管的公安系统有破案压力，急需给一个说法。
    人的内心如同一只猛兽，平日它是潜伏着的。一旦遇上十字路口，它会帮你辨别方向。而雷渊利面前的这个十字路口，就像一个十字架折磨着他。
    雷渊利的婚姻是包办的，夫妻两人感情并不深厚。在他眼里，妻子似乎很不争气，有段时间口无遮拦地在单位大骂雷渊利，当众说起他与情妇们的风流韵事。
    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呢？发展到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在办公室破口大骂，好比一个进入更年期的妇人。
    隐藏在茂密树林中的郴州市委大院，至今沿用着老建筑楼，这楼板隔音效果极差。所以不费吹灰之力，他的政敌或下属就能深刻感受到这名城建市长的咆哮与不安。
    戊寅年春节前夕，责令李树彪先到广东避难的那名市领导正是雷渊利。彼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新年的欢乐祥和并没有舒缓雷渊利的紧张神经。不论是在电视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还是面带微笑慰问干部群众，或是参加各种节日活动，他总保持着一份警醒，似乎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性事件。当城建系统人人自危时，他向嫡系们释放的总是那种并不确切的信号。
    第二年春节，也就是李树彪案进入公诉初期时，雷渊利亲赴省城跑关系。归来后如大病一场，惯有的嚣张气势已荡然无存。
    亲近他的人半开玩笑地说：“雷市长要保重好身体。”言外之意，是揶揄他在女人身上花的心思太多。但这时候，还少有人了解雷渊利的另一个心病 比作风问题更具杀伤力的经济问题。
    雷渊利为官历史悠久但未必光明灿烂。1953年10月2日，他出生于郴州市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的一个普通农家。他是家中长子，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雷裕义当初为其取名时，一定未曾想到，儿子将来会陷入“利”益的深“渊”。
    在雷渊利老家，记者看到客厅的沙发已破损，墙面斑驳不堪，整个屋内只有两台“时尚”家电：当橱柜用的旧冰箱，用了近10年的电视机 雷渊利曾在这间老屋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在母校 郴州师范专科学校的档案室，至今保存着关于雷渊利“师训班学员分配意见表”，其中对雷渊利作此评价：“读书努力，能写一些心得，在政治活动中雀跃发言，积极参加教改活动，大胆上讲台实践，参加文艺宣传队工作积极，但对自己要求不严格，骄傲自大。基础知识掌握不够，有一定表达能力，可以教初中语文。”
    雷渊利的第一份工作正是中学教师，由此爬到郴州市副市长，他为这段政坛之路足足耗费了33年时光。
    “不喜欢打篮球，比较喜欢看报。”早年的同事周石丰老师说，雷渊利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学校工作仅一年，就被选调到嘉禾县委宣传部任干事，从此踏入政坛。后来，他在嘉禾县委宣传部部长位子上一坐就是8年，当地第一个“万元户”的典型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
    有人说，雷渊利身上有着某些可以称为其个人魅力的特点，比如勤奋、肯干，有文采，能力较强，办事果断等。但另一方面，体现在雷渊利身上的贪婪、专制、强硬等特点也很明显。
    1994年是一个转折，雷渊利被任命为郴县县委书记，1995年撤县成立苏仙区时，是为第一任区委书记。在接下来的一次政治斗争失利后，他黯然调任永兴县委书记。

    他的再次晋升得益于那个人民大会堂项目。这是一个效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除一大礼堂外，还为全县20余个乡镇各单设一间会议厅，工程款则由各乡镇承担。雷渊利下达指令：“哪个乡镇不支付工程款，一把手必须停职！”
    这一霸王行为却意外获得了市委的赏识，他不仅当上了郴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城管、国土资源、人防、公安和消防等工作，还在第二年获得了中央党校的学习机会。
    在2005年4月，时任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告诉我，他并不赞同“李树彪供出雷渊利”之说法。李树彪案由湖南省检察院督办、郴州市检察院主办，省检一位副检察长还多次参与案件的研究与讨论，早在2004年就发现李树彪案多条线索涉及雷渊利。
    身陷囹圄的头一年，李树彪只承认挪用而无贪污，这在量刑时有着天壤之别。在高墙之外，雷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关系网打探案件的侦办情况，但一切似已于事无补。
    雷渊利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5年4月8日，当天，他代表郴州市政府与韩国进出口银行代表团签署了贷款协议。
    这是韩方代表对郴州进行为期4天考察的最后一天。其间，韩国进出口银行决定为郴州市提供490万美元贷款。
    2005年4月14日晚9时，雷渊利在家中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宣布“双规”，并连夜带至省城长沙隔离审查。雷渊利之妻王满花、儿子雷华，已受到相应的监控。
    此时的雷家，正在应验着那句人们反复提及的话 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而在媒体的公捕之下，他的风流韵事远比他的犯罪事实更引人关注。
    037
    “开庭，带被告人到庭！”
    2006年4月19日上午9时许，在法官铿锵有力的话声中，雷渊利被两名法警押送入庭。他手戴铁铐，身着深色西服，面色憔悴。旁听席上，200多个位置座无虚席。
    这是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在公诉方的长桌上，80册堆积如山的卷宗摆了近两米长，20厘米高。不仅记载了雷渊利173次受贿950万元，贪污18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的犯罪证据，还收录了他与9个情妇风花雪月的故事。
    在确认雷的身份后，检方开始宣读长达35页的起诉书。这个枯燥乏味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雷一直低着头，并不时拿起笔在纸上比划着。
    “我对事实没有异议！”当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雷渊利向法庭表示，基本认同检方对自己的指控。
    鲜有人注意到，在旁听席后排，坐着一名身着橙色上衣、乳白色长裤的年轻女子。她看似情绪激动，不时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可能由于情绪过于激动，这名女子匆匆离开了法庭。良久，她才又返回旁听席。一名郴州当地的记者现场辨认，此女子与雷渊利私交甚笃。
    “我与老板们玩在一起，与女人玩在一起，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 三玩干部 ，我承认名副其实 ”被查期间，雷渊利洋洋洒洒写下了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招供了自己与9个女人的不正当关系。仅检方的起诉书，就点了其中5个情人的名。
    在任副市长之前，雷渊利曾请人捉刀写过一本《如何当好县委书记》，靠权力之手摊派，至今尘封在那些官僚机构的仓库里。

    “如果他写一本关于9个情妇的管理书，不止畅销，或许还能成为MBA课堂上的经典案例。”雷的一名下属不无幽默地说。
    如果将雷渊利的仕途比喻成另一条抛物线，那么，还有数十条红线缠绕于抛物线两侧，形成一个螺旋式圆筒。
    在任苏仙区委书记时，雷渊利结识了第一个情人 17岁的打工妹唐毓凤。那是一名老板送给雷渊利的一个处女。那天晚上，这名老板留守在宾馆门外的过道上抽烟，顺应情感发展的潮流，屋内响起了一阵山羊般的欢叫声，一直到故事结尾。只记得那夜风很大，雨很猛，似乎在悼念一个处女时代的结束。
    1998年春，雷渊利调任永兴县委书记。相隔两地他一如既往地宠着唐毓凤。直到6年地下恋情结束，雷渊利还陆续给这个小情人寄去了30余万元。
    唐毓凤看重的是雷渊利的明天，但雷渊利不一样，他作为男人，看重的是女人的今天。所以，无论唐毓凤如何风韵犹存，也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2号情人”王兖，一开始似乎并不相信雷渊利，她认为“官场男人都是逢场作戏”，所以开价要求获得一套长沙的豪华住房。这句话诞生了一项奇迹工程 那个使雷渊利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永兴县“人民大会堂”工程。
    当时许多人惊诧不已：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县，为何要劳民伤财效仿首都修建“人民大会堂”？项目计划投资1000万元，预算时提至1600万元，而工程结算时竟超过2700万元，每个乡镇为此负担达数百万元。东窗事发后，人们才惊悉这个工程的立意居然出自这个长沙情妇 承接此工程的鸿发建筑公司先后15次行贿102万元，雷渊利抽出其中的30万元现金交给了王兖。
    初尝胜果后，雷渊利在永兴推出了“十大工程”，这成就了雷渊利的政治前途，也为他的“受贿工程”掘下了第一个大坑。
    离开唐毓凤的日子，雷渊利认识了18岁的宾馆实习生黄静。他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因为其他服务员见到县委书记连大气也不敢出，但黄像只小蜜蜂般缠在他身边，并开口就叫伯伯。
    刚领到毕业证的黄静，直接从“雷伯伯”手中拿到了去县城建局上班的派遣证。但小情人“想再增长知识”，雷渊利很爽快地将她送到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律系深造。她向“雷伯伯”作出了爱情承诺：“我决定一辈子不谈男朋友不结婚。”
    2001年升至郴州城建副市长后，雷渊利为“专职情人”购买了奔驰S500和皇冠3.0两部轿车，牌照号码是雷渊利钦定的，因为他分管公安。自此，黄静可以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横冲直撞于全市收费站。
    女人可以在利益下改变，而男人可以在教训下疯狂。
    三年后，50岁的雷渊利与黄静获得了私生子“贝贝”，并存入400万元现金作为“成长基金”。正是这个基金，使得雷渊利敛财接近疯狂：为揽下107国道城区段的拓宽改造工程，一老板分9次送给雷渊利人民币37万元、美金2.5万元、英镑1万元；一个酒店投资者在豁免170万元土地出让金和缓交100多万元的劳保基金后，一次回报雷渊利100万元
    就在案发半年前，雷渊利接受一家公司的请托，将造价1560万元的“郴城西区”工程的骆仙西路建设项目批示改为“邀标”，让请托人中标，所获60万元贿赂金存入了黄静的账号。
    爱亦是奢侈品，只能远远地看着，别幻想或触摸它。因为那需要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人相遇在合适的地点，缺一不可；性更是一种奢侈品，如同巴黎橱窗里的狐皮大衣，那么炫目、那么迷人，上面的标价足以吓醒普通人。
    2000年，雷渊利荣升郴州市副市长，“4号情人”邱吏娟专门设宴为雷渊利举行欢送仪式。他坐上副市长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邱从县城调到郴州市城管局，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
    2003年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研讨会在郴州召开，雷渊利授意邱吏娟组织后勤采购。邱吏娟第一次开了14万元发票，因数字不吉利被雷大骂。

    这名权倾一时的市长对数据出奇地迷信，他三个手机号码的末尾都是1918，寓意“要就要发”。但这些吉祥号码并未给他带来“好运”。
    纯，属虚构；乱，是佳人。
    “5号情人”出身名门，是个爱耍大小姐脾气的主儿。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甘愿当“出气筒”，以赢得雷渊利的欢心。
    “6号情人”不会开车，她每次与雷渊利幽会，都由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段某开着宝马车接送。
    “7号情人”是个能歌善舞的美女。为了巴结雷渊利，一名老板赞助了一场演唱会。他用极为挖苦的语调说，雷渊利的房间总是传出声调不一样的呻吟，有通俗、美声、民族等等，他说自己练出了一个本领 从那些呻吟声的细微区别可以辨认今晚是几号情人。
    官方对于贪官作风问题的通报，会有“生活腐化”或“生活糜烂”的不同表术。中纪委解释是，有三个以下情妇属“生活腐化”，四个以上情妇则为“生活糜烂”。雷渊利显然属于后者。
    038
    4月初的南岳衡山，阴雨绵绵。
    两鬓发白的雷渊利，跟着一队人从南岳庙往山下走，他的鞋子和挽着的裤脚上都是泥水。今天，他们要在僧侣的带领下放生。
    2005年4月10日上午10时，一个身披袈裟的和尚准时出现在南岳山下的河边。这里静得只有死亡的气息，而一潭清水如同绿色的镜面，鲜见一丝水波。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佛事主持者身立船头，口中默念。
    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顽皮孩童都是一脸虔诚。旁观者注意到，雷渊利尤其如此。
    对于佛祖，这里的民众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但雷渊利的信佛似乎与普通百姓有着很多的不同。他自己记得这是第11次到南岳，前两次是年少时游玩，有6次是因晋升许愿并还愿，两次陪上级领导。这一次，是因为李树彪被抓后，他内心的巨大恐惧。
    办案者发现，雷渊利很信奉神灵，而且特别信奉南岳衡山的菩萨。据说是衡山的和尚“算准”了他的两次职务升迁。于是他大笔一挥，从挪用的财政中拨出30万元专款用于这里的基础建设。
    他不解的是，自己对南岳菩萨尽了这么大的“善心”，菩萨也未能“保”他平安，最终还是落了个身陷牢笼的下场。
    热炒雷渊利那段时间，有人反证了另一个案例。
    “党员闺女”林秀贞从1976年至今，默默赡养过6位孤寡老人，有人做出了这样的统计：按时间累加，长达68年之久。这比林秀贞的岁数还长。
    30年来，林秀贞照顾的老人最短的5年，最长的26年，其中有非常挑剔的老人，也有智力低下的老人。谁也说不清这30年来林秀贞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花了多少钱！
    所以，文明与廉耻就是情妇身上的那件薄薄的裙子。对雷渊利而言，现在连裙子都被剥光了。他选择的方式，不是在锤凿剪锉的敲打中塑为永恒，而是隐身烟花尘世的繁华中张扬而逝。
    跟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主角韦小宝一样，雷渊利的经历有如此相似之处。他们对两个地方游刃有余：官场、妓院 姑且将那9个情妇类比为一个妓院吧。

    官场是雷渊利的主战场，而妓院则是他8小时以外的生活空间。在这里，官场与妓院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同样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情妇们与雷渊利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在欲望上相互利用，在道德上却互相鄙视。这正如妓院，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切换到官场，这种微妙的关系一样存在。雷渊利与那些企业主，也就是受贿者与行贿者的关系。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在当地坊间和政治圈子中都有共识，雷渊利的“胆大”一度为他带来双赢效果：敢拍板做事令他获得了政治声誉；同时，他拍板的每个项目都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只要动了利用权力来牟利的念头，就肯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个 权力银行 ，雷渊利也不例外，而且他的 利息 回笼要比别人来得快，来得猛。”《郴州日报》一位记者说。
    而官方媒体新华社后来发文称，人称“雷猛子”的雷渊利，由多名企业主充当“高级保姆”，主要是供情妇们用车、埋单。他们人前为神，背后是鬼。尤其是出事之后，这些人如树倒猢狲散，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在救助李树彪的那段日子里，雷渊利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彼时，他想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足以体现郴州市委最高意志的人，在他空降郴州的第二年，雷渊利就获得了提拔。2000年候选副市长时，此人亲自出面做人大代表们的工作，他才以略高于底线的票数当选；“三讲”中合格票数过不了关，此人再次出面；2003年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官员进行评议，雷的不称职票数最高，却安然无恙。
    但很不幸，这人言明了“我保不了你们”。雷渊利似乎也能看清楚，他和这个顶头上司的交易不过是娼妓一样，当不得真。那时正是2005年，以郴州1995年撤地设市的日期折算，换届工作即将到来。这个幕后老板已做好了升迁的准备。在他眼里，李树彪不过是一马前卒，远够不上“舍车保帅”。
    “我是农民的孩子 ”
    2006年4月21日，在结束三天的庭审后，雷渊利在最后陈述中带着哭腔表示悔罪。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忆起了嘉禾县那个小山冲里的雷家村，以及内心幽怨郁积的父老乡亲。
    这时候，即将迎来嘉禾拆迁两周年纪念。远在千里之外的最高人民法院，一群上访农民衣着破旧，面色凝重 那是嘉禾的被拆迁户，其中被拘留过的李会明至今还未获得赔偿。
    他们是雷渊利之流遗留下来的家底，这个逆子不仅劫掠父老乡亲的家园，还在精神与道义上剥夺了他们起码的自由与信念。

    第十八章 诗人下海
    039
    不过，与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雷渊利最大的贡献莫若他在庭审期间抛出的咒语：“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名。”
    当得知自己无路可退时，他开始四处“咬人”。这一次，他咬出了另一名城建寡头 披着“诗人”外纱的邢立新。
    雷渊利抓了邢立新的七寸 永兴县幸福花园摊派事件，那里曾是他调任副市长之前主政的地方。
    在永兴县城打听幸福花园，可谓路人皆知。这个位置偏僻、被当地人认为风水欠佳的小区，却将售楼部建在永兴县县委大院内。小区已建成楼房21栋，共计484套住房。
    政府还专为该楼盘成立了“公务员小区建设协调小组”，永兴县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罗跃平兼任组长。按他的说法，土地储备中心以土地入股幸福家园，也算个股东。
    2005年5月，永兴县县委下发红头文件称，幸福花园是全县规划的公务员小区，为方便单位职工购房，县各单位按公务员指标比例购买。
    文件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负责，需在半个月内将购房定金打入指定的银行账户，下发对象包括县级党政机构、乡镇，以及包括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
    根据文件规定的比例，永兴县人民医院必须消化6 8套住房。医院领导班子开会决定不买，结果县委主要领导当起销售业务员，每天通过电话下压。
    “这是市领导的项目，是暴利，是明抢。”永兴县财政局一官员介绍，当时全县最高房价仅为每平方米500元，而幸福花园地段偏远，每平方米却卖到了700元。小区小户型面积达125平方米，大的近300平方米。仅小户型计算要比市场多支付2.5万元。这对并不富足的当地公务员显然是道难题。
    跟嘉禾拆迁项目如出一辙，土地黑洞也随之现形。幸福花园地块市值20万元/亩，而开发商购置地皮的交易价仅3万元/亩。尾随摊派文件，即2005年6月至9月间，永兴县国土局停办了所有房地产项目的审批，以助幸福花园形成垄断之势。
    这事发生在“嘉禾拆迁事件”曝光一年之后。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珠泉商贸城没有胎死腹中，它的销售模式一定会克隆幸福花园。
    幸福家园的开发商是郴州名锐置业有限公司，它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正是邢立新。在郴州，无论政府要员，还是建筑商人，都很怕他。
    为什么政商两道都怕邢立新？知情人称，因为他有后台。
    他的后台是谁？
    一起来看看郴州名锐置业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在800万元注册资本中，邢立新及家人占480万元，长沙名锐实业有限公司占320万元。其中并无永兴县土地储备中心的股份。
    我在2006年8月26日调阅这些资料时，还发现了一份出自湖南省纪委的介绍信，它显示一位纪检官员已复制了该公司的全部工商档案。
    长沙名锐实业有限公司的内档资料显示，这个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的专攻房地产的公司，邢立新为第一大股东，自然人陈立华持有75万元。
    陈立华是谁？
    她是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妻子，郴州第一夫人。他们正是邢立新的后台，他们的儿子李锐与另一人名，组合了“名锐”二字。
    040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但我不知道会发生在2006年的初夏。”
    听到邢立新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常德晚报》新闻部主任周碧华在博客中自言自语。

    这是2006年“五一”长假过后的一天。在他眼里，邢立新 这个昔日的上司兼文友，“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记者，一个最具智慧敢作敢为的男人”。
    高高的鼻梁，瘦削的双颊，浓眉，眉骨突出，还有一双明亮、快活的大眼睛。1963年6月出生的邢立新，早年仅是常德三中一名语文老师，喜欢舞文弄墨，经常有诗文见报。
    李大伦也是教师出身，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正是以诗书为媒，两人才相识相知。后经李大伦介绍，邢立新调入常德日报社。他曾是中国乡土诗人的代表之一，来看他的那首《冬天从头上飞过去》
    冬天从头上飞过去
    她的爱人
    却留在南方的一个城市
    冬天从头上飞过去
    她的爱人
    也就是我
    靠在一堵水泥墙上
    凝视天际消失的
    鸟一样云彩
    冬天从头上飞过去
    我的爱人
    隐居于湘西的一个山城
    此刻她定靠着沙发编织毛线
    编织我们分别的日子
    然后穿在身上
    走到雪地里抵御寒冷
    在冬夜
    如果停电
    她就开始回忆过去的爱情
    就会借炭火的光亮
    来打亮相册里的一个人影
    从1991年开始，邢立新向各县区的文学青年约稿，并在城区组织一些小规模的诗友会。周碧华当时在桃源师范任教，他的诗作已在省外小有名气，在不定期出版的《常德日报》的副刊版上，他成了第一位发表组诗并附加简介的诗人。
    在这一年的一次大型招聘中，邢立新将周碧华、苏小和、彭文杰、黄修林收归麾下，组成了小有名气的“湘西北诗群”，同时组成了《常德日报》副刊部。邢立新资格最老，“湘西北诗群”是他琢磨出来的名字，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同时担任报社副刊部的主任。
    2006年6月6日，是诗人苏小和的生日，也是邢立新的生日。一个漂于北京，一个身陷牢狱，这无疑惹发了诗人内心的忧郁。苏小和发自内心的感慨，源于五名诗友的不同命运。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则由自己改变。刑立新不断地追求改变。

    实际上，邢立新似乎总比其他四人要快一步。15年前，当其他四人还挤在集体宿舍时，他已经住上了干净、宽敞的两居室。第一次去邢家，那客厅铺着的绿色大地毯，那单独的书房，宽大的写字桌，以及真皮大转椅，令苏小和等人羡慕了差不多三个月。那个冬天，他们连买棉风衣的钱都是分头找邢立新借的。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一个下雪的夜晚，一堆文友在教室的一角燃上炭火，彻夜谈诗，直到第二天学生们敲开教室的门
    那种美好的画面，足够唤起一代知识分子乡愁般的回忆。尽管那时候的人们没钱，谁也不必干很多工作，但整个社会如同持续着的校园生活：亲密的、动情的友谊，可以无休止地把时间挥霍在喝茶、谈诗、讨论生命的意义上。但日益高涨的财富分配浪潮，正迫使他们可怕地成长、分离。
    苏小和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到后来，他面对黄修林的才气，周碧华的名气，彭文杰的点子，以及邢立新的富裕和各种社会关系，“除了羡慕，真的就只有自卑了”。
    他最先离开了这个小团队，导火索是那个桃色事件 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一个有家有室的女人，“该爱的都爱了，该做的都做了”，他没有等到爱情，却等来了报社的一纸辞退通知。
    邢立新是第二个离开的，他在事业勇立潮头时招致了同事的嫉妒，不得不离开常德。在周碧华的印象中，邢立新办事风风火火，那硕大的头颅里，似乎成天都有点子在冒出。他坚持认为，邢在1993年说服报社领导成立了常德日报经济文化发展公司，以现在的眼光看，那绝对是中国报业最初的冲浪行为。
    他的另一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报社副刊的编辑工作交给其他几人，他自己在外创收，成功举办了常德首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主持人正是后来走红的湖南卫视主持人李兵。
    在省城长沙，邢立新的第一桶金就是揽下了“红狐狸城堡”的装修工程。不久，他承包了《湖南邮电报》的增刊“南方话友”，他亲自跑到常德去邀请周碧华加盟，意气风发地对诗友们说，等将来挣了大钱，就到张家界修建文艺山庄，把全国的文人分批请到那里写作和休闲。
    成功并非是创业的必然结果，刑立新曾经是幸运者，他幸运地跟上了一个强权者的列车。一路汗水偶尔掺杂着泪水，坐拥千万财富。然后，他何以由一介文夫走上了不归路？是物欲的无止境还是另有更大的诱惑，抑或某种无形的压力？谁能左右着他的人生抉择？
    15年后，再来看五人的命运：曾一夜暴富的邢立新业已身陷囹圄；彭文杰生意失利后，从北京撤退到了长沙，继续出卖自己的点子；黄修林和周碧华命运类同，一个是报社副总编辑，一个是新闻部主任，两人曾因一个处级待遇而突起争端。五人中仍然在写诗的就剩苏小和了，他从常德到海口，再从长沙到北京，成了一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这15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的15年，透过这个大背景来看五人的命运，我们惊奇地发现人们原本饱满的精神信仰竟已丧失到这种地步。
    博客是个好东西，在郴州官场地震中，三位常德人的博客声势浩大地披露了邢立新的堕落过程。目前大多数的新闻博客，多少仍旧依赖主流媒体，偏重于扮演“提供另一个版本的事实”和“加入另类声音”的角色，像是媒体发展史上的另一个网络泡沫。但是，博客的网络日记，代表一种知识经济的特征，它同样也产生传播中的生态问题。
    自认为无权无势的苏小和，通过自己的博客向他的旧友“送上一点廉价的祝福” 希望邢立新躲过大灾，希望黄修林仕途稳健，希望周碧华独立写作，希望彭文杰心平气和，也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继续写诗，好好工作，好好读书，知足常乐，知恩图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041
    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周碧华在相隔10年后给邢立新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自己办的文学刊物能获得邢立新的支持，未料被后者在电话里狠狠地耻笑了一番。
    那时，周碧华的心凉透了，他怆然放下了电话，他说：“我知道，邢立新正走向深深的欲望之海！”
    苏小和也认为，邢立新的发财模式很简单 在郴州做房地产开发，而市委书记李大伦便是他最大的靠山。
    他在作品《过坎》中花了大量精力批判官商勾结的危害，并由此指出本土企业家的宿命性和短期性。他以朋友的身份在博客中写道：“当我听说邢立新的发财模式之后，我曾表示过我的担忧，毕竟当年朋友一场，我还曾经想过去见见他，友善地提醒提醒他。”
    财富界百试不爽的定律是：先搞脏，再搞富，最后把自己洗干净。邢立新也不例外。
    仅是如此，似乎不足以摧毁邢立新的财富帝国。他的另一位常德同乡早就预言：“如果邢立新继续这么招摇张狂，迟早会出问题。”
    在这位同乡看来，邢立新犯了官场大忌，仗着与李大伦不错的私交直接干预了当地的政治。他依靠权力获得了一夜暴富的诸多机会，他利用财富进一步介入官场，进而成为官场掮客，买官卖官的经纪人，始称“地下组织部长”。
    于是，“摆平”这个近乎江湖黑话的词，时常大模大样地出自刑立新之口，并有机会转化为一种权钱交易的代名词。
    正所谓：你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你带进地狱。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周余武，正是通过邢立新从中斡旋，暗中调任郴州市水利局主持工作。这一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最终以嘉禾县委书记与郴州市水利局长的“对调”收场。
    李大伦案发后的2006年7月5日，黄兆林再次被捕。他曾集郴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和郴汽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四位于一体”，是郴州有名的红顶商人，周兵元爆炸案所涉的天湖大酒店，正是他的势力范围。
    已是“二进宫”的黄兆林，对检察院来说也并不陌生。2005年10月2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黄兆林收受贿赂35万元，许可检察院刑事拘留。此后，在检察院着手调查黄兆林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市委书记李大伦亲自批字，建议检察院免予刑事处理。
    重新获得自由的黄兆林在郴州市一名副市长亲自护送下，戏剧性地出现在郴运公司职工大会上，这名副市长在大会上宣布：黄案是司法定性错误。
    《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在调查此案时，引述两名检察官的话称，李大伦之所以力保黄兆林，是因为儿子李锐留学的费用有部分来自黄兆林。当年两人的盟约，正是通过商人邢立新“引路”。
    成为“地下组织部长”的，并非邢立新一人。早先，浙江瑞安市农民陈时松，采取跟踪、盯梢，探挖领导干部隐私的方式，掌控了包括该市主要领导在内的一批官员，从而成为“地下组织部长”；在湖南娄底，一名新闻记者也是通过掌握领导干部隐私的方式，荣升为“地下组织部长”。
    但体现在刑立新身上的细节有其特殊的性质。来自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资本寡头一旦渐成气候，就很难控制住他们企图操控国家权力的愿望。邢立新似乎注定难逃一劫，尽管他有一种期待和侥幸，他以为自己的资本权力可以支撑他在权力竞争的游戏中胜出。
    但是他错了。并不是他的资本权力不够强大，而是国家权力的竞争首先是游戏规则的竞争，然后才是权力的竞争游戏；政客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界定游戏规则，而权贵资本家主要计较如何在权力竞争中获胜。
    所以，文人遭遇政治，左边脑袋是面粉，右边脑袋是水，一想问题，就满脑袋糨糊！
    邢立新还生活在李大伦时代给寡头们造就的政治幻觉中，以为凭借资本权力就可以和平夺取国家权力。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黄金时代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他们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迅速积累起巨量资本，并且积极参与政治，李大伦时代正是靠他们来维护执政权威的。
    邢立新的“落马”，是否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目前仍然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资本寡头们已被无形中放在了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同样是公民的他们需要何样的“手术”才能自然地参与国家政治？国家政治结构需要做何种改造，才能既包容不同利益的碰撞，又不让全体公民的主权为民主的反对者所掌握？
    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是困扰着郴州。

    第十九章　乡党凋零
    042
    与刑立新一道，郴州还活跃着一大帮常德籍商人，他们犹如一支精良的空降兵，从2000年相继进入郴州市场后，与权力交融，占据了各区县的城建市场，并控制着最广大的自然财富。
    曾现身嘉禾拆迁的张锡明，就有着与刑立新相近的经历。
    在郴州活跃的张锡明，有着本土商人无可比拟的红顶关系。由这种关系形成的网络，派生出一个个的群落，他们彼此疏密有间、阡陌相通，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这种依托于体制而存在的体制外系统，既享受着体制内商人不可获得的自由，又拥有高于完全体制外商人的权威与捷径。
    张锡明本是湖南常德人，但入主郴州的城建项目，却披着外商的外纱。没有人试图要掀开这一外纱 就如同皇帝的新衣，因为他有权力相护，且最贴近的旁观者往往又能分得一杯羹。而敢说真话的那个“孩子”，实际是无缘见到他的。
    主权者告诉张锡明，他可以在郴州主城及各县市获“1+X”的开发规模。所谓“1+X”，主要指以郴州主城区的唯一商业步行街为开发起点，再在各个县市找合适的步行街开发项目，“X”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包括嘉禾的拆迁项目也在其囊中，而“1”则是固定于郴州主城区。
    由张锡明开发的郴州城唯一步行街项目 兴隆商业街 总投资为1000万美元，首期启动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由香港万邦实业公司独资成立的郴州万邦公司负责运作。步行街兴建初期一切似乎表现得欣欣向荣，一个奢华的举动是，投资方用大理石铺砌了“金光大道”，与他同乡的一名市委领导曾在视察这个亲自规划的“商业中心”时，意气风发地要求两个入口处照搬一些西洋建筑，以示气派。
    按照计划，郴州万邦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为500万美元，但前三个月才到位80万美元，此后一直拖欠。因工程投资较大，2002年11月19日，郴州万邦公司将65％的股权 325万美元转让给郴州宏达装饰有限公司。
    接盘者的三个股东杨仁祥、燕维根、陈少坤，也是张锡明的同乡。他们似乎同样不具备经济实力，实际到位的注册资本金才143.19万美元，占总资本金28.64％。此后再未续缴。
    2003年7月，已预购兴隆商业街的业主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开发商张锡明卷款外逃了。那时候，“嘉禾拆迁事件”中的珠泉商贸城才刚刚起步，政府提供了最优惠的土地转让政策。
    张锡明的外逃，源于中国第一个地级市纪委书记 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的“落马”。
    彭、张之盟始结于2001年7月，彼时香港万邦公司揽得了常德市公安交警支队的监控大楼装饰工程。这年9月，因分管基建工作的副支队长钟兴来被“双规”，张锡明第一次耗资请动时任市纪委书记的彭晋镛，钟兴来因此保留原职未予追究。
    2002年1月，张锡明险些在鼎城区信用联社综合楼工程中再次翻船。审计部门在对该项目例行审计时，认定承包商张锡明多计和冒算工程款400余万元。得力于彭晋镛的横加干预，张锡明不仅未被追究，还于同年12月如愿以偿当上了常德市政协常委。
    2001年10月，彭的女儿到英国留学途经香港时，张锡明送给她8000元港币和5000英镑，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彭晋镛收受贿赂的最有力“支持者”。
    2004年2月彭晋镛一审获罪。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将郴州打造成粤港澳后花园” 这句体现郴州市委最高意志的口号既出，各县区力推一批形象工程，其中郴州主要有五岭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宜章县是四方井步行街，桂阳县为四大班子移建工程、欧阳海广场，嘉禾县的珠泉商贸城则引发了“嘉禾拆迁案”。
    “1+X”项目就这样悄然实施。这些经市委批准的重点工程，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项目都不用招投标，直接由市委核心成员指定开发商。从此，郴州地盘形成了一系列城建寡头，他们各安一方，或以地域为界，或因项目而分，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利益上的默契与平衡。

    比如2003年开工的桂阳县四大班子移建工程，就由常德籍商人盛励生承包。这个历时两年的工程，预算由初期的1.6亿元骤增至2.3亿元。如此钓鱼工程令桂阳财政十分吃紧，但在高层干预下，县政府挪用近千万元退耕还林款，向银行贷款800万元，另“号召”党政机关个人每人贷款1万元左右，准时结算了工程费用。
    不难理解，对权力的依附与结合成了资本集聚最快捷的办法。这些城建寡头的崛起所沿循的路线不外乎：政治官僚、技术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资源，更方便地为存在裙带关系的商人获取市场机会，并在向合法过渡中重构了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无论定位为红顶商人，或超级权贵资本，其本质都是官商之盟的真实体现。
    在彭晋镛一审获罪仅两个月后，作为重要行贿者的张锡明奇迹般地出现在郴州，他从郴州宏达公司手中回购了所持的郴州万邦公司的股权，重新独资持有了兴隆步行街的开发与经营大权。同时，他意气风发地推动嘉禾的珠泉商贸城。
    但很不幸，张锡明仅仅到来一个月，即2004年5月，嘉禾强制拆迁的曝光再次使他身陷泥潭。当然，这一次不是道义上的，不是行政上的，不是法律上的，而是致命的资金链 嘉禾长达一年的暴力强拆，显然已经耽误了他最合适的发展时机。
    实际上，直到张锡明2006年6月案发时，纪检部门发现郴州万邦公司的注册资本实际到位200余万美元。他和他的公司由于涉嫌抽逃资本、虚报注册资本，被郴州市工商局立案调查。
    043
    切莫小瞧那些常德同乡 这个被称为“湖南犹太人”的群体，不仅垄断着湖湘的政治资源，甚至还是资本湘军的重要启蒙。
    这个地处湘西北的地级市，坚持自己生活在唐诗宋词之间，生在陶县令的“不知有汉”里，活在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中。他们通过便利的地理条件向全国源源不断输送乡党，将古时的“无湘不成军”换成了今日的“无德不成厅”。他们认为自己是湖南人与成都人的混合体，能把斯文与霸蛮兼容且相安无事。
    那些文人骚客用了一连串排比来形容这个群体的能量：他们的聪明犹如“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常德诗墙就是明证；他们的张力犹如“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没有常德人做官怎可有省厅便是潜证；他们的发达犹如“芙蓉国里尽朝晖”，仅烟厂生产的“芙蓉王”年销售就近50亿元
    “常德系”的说法自此形成，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由于“乡”的范围模糊 仅仅是一个有诉求而被故意炒作的符号而已，它的地理范围可以撑得很大，演变成一个方言文化概念，比如东北三省和江浙两省是“大同乡”；而概念边际则取决于对某种亚文化的认同，譬如方言、习俗或家族姓氏文化。它的主要成员出生于此，他们在体系里泡的时间很长；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他们的仕途发迹于此，借力于这个体系从此官运亨通，所以他们更乐意于放大自己与常德的渊源。
    比较而言，前一种人对系派的感情和渊源自然要深得多。但后者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系派的势力，赋予了他们在日后岁月中利用这一资源和渠道的便利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系统，它充斥着移民文化概念。于是乡党作为一个符号，通常被转变成可以利用的关系，成为关系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同乡聚会的方式体现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不过，他们的肉体与精神是极度分离的，他们的肉体活在21世纪，精神却可以和唐宗宋祖为伍。巨大的反差之下，什么样的怪胎都可能产生。就像从山谷到山顶，不同的海拔高度分布着不同的植物。
    2000年3月8日上午8时45分，位于南昌北郊的固定刑场上，一声枪响结束了胡长清罪恶的一生。

    这是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共和国对省部级领导干部严重经济犯罪开响的第一枪。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极刑。
    相隔一年之后的2001年4月14日，新中国“刑事第一大案”分别在重庆、常德开审。以张君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和丰富的犯罪经验，成员多达20余人。从1993年4月20日至2000年9月1日，他们精心策划，明确分工，默契配合，先后实施抢劫和故意杀人22次，致28人死亡，20人重伤。一审宣判的结果是，14个死刑，两个死缓，两个无期徒刑。
    由这两个乡党导演的两个极端案件，无疑丰富了中国新闻史，但自此也成了系统的滑铁卢。
    2004年5月，57岁的王道生被“双规”，这个常德石门人在日后的公审中，经法院确认的受贿金额高达401万元。王道生东窗事发缘起其任职永州市市长期间的数宗贪贿案件。省委一位高层亲自起草材料，举报其就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牵涉湘民制药厂巨额国资流失。这一交易中，长沙湘民制药厂以超低价转让给上市公司安塑股份，随后转至该公司董事长何述金个人所有的新汇制药公司。王道生因此获得何述金一笔高达百万元的回报。
    此案显然从侧面波及于著名资本湘军鸿仪系的实际控制人鄢彩宏。这个常德人早年投身资本市场之后，依次拿下国光瓷业（600286）、张家界（000430）、安塑股份（000156）、亚华种业（000918），并假道后两家公司控股泰阳证券。由于泰阳证券形成数十亿元资金窟窿，鄢彩宏于2004年8月20日被纪检部门带走。
    同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等5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次年2月1日，新华社发表百字新闻通稿，首次报道吴振汉被捕。
    吴振汉于1940年11月出生于常德安乡县，作为中国首批32名“二级大法官”之一，他曾以“儒雅”名闻业界，曾编著过《股民权利书》、《廉政手册》等书。他落马缘由之一，正是通过不正当司法手段介入鸿仪系的相关案件。
    鸿仪系、成功系、涌金系为代表的资本湘军声名显赫，唯独具有国资背景的华天系鲜为人知。从2004年开始，下辖华天酒店（000428）、银河动力（000519）和力元新材（600478）三家上市公司的华天系，因财务丑闻处处如履薄冰。
    2005年4月18日，因涉嫌挪用巨额公款炒股，华天系掌门朱金武及其夫人卢晓凤 这对“乡党鸳鸯”被立案侦查。在众多股权转让及账目往来记录中，华天系与鸿仪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2003年华天系的力元新材上市时，保荐人正是鸿仪系的公司。
    51岁的常德人薛长春，在朱金武案发后被曝光假手华天系的资金大肆炒股。这名广东省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因贪污公款1098万元、挪用公款302.5万元、失职造成国资损失750万元，于2004年12月21日一审被判死刑。
    不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垄断方式，接班人制度自然还会延续，派系不可避免地存在 那些在任的同僚势必仍将系统列为最优先考虑的人才库。
    这种惯性在郴州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11年里，这个位处湘南的地级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都是常德人，而依托于郴州跳至部级的系统官员也不下两人。回望郴州的一系列丑闻，断然不可回避这个背景。
    如此政商一体，活跃在郴州城建市场的那些系统商人，自然不愧是善于把权力腐败与法律缺陷转化为商业机会的“大师”。

    第二十章　第一夫人
    044
    郴州第一夫人陈立华走上前台，使得“郴州官市”日渐成形。“钱能办事”的例证出现后，旋即为众人效仿，成为当地共同遵守的“明规则”。
    年过50的陈立华，原先在湖南省劳动厅培训处工作，2001年机构改革时提前退休。从外表上看，陈立华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形象，身材不高略有一点发福，白皙的脸上只有少许皱纹，常有的微笑让她颇显气质。
    美貌能够用来骗男人，聪明可以用来骗世人。而作为权眷，她年轻时曾拥有聪明与美貌无可比拟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神授，却也有着血统与族统。一旦搭上同一顺风车，她就由此获得更改命运的车票。
    这名郴州第一夫人，更显著的特点还在于她男人一般的刚强性格。在那些并不太愉快的年代里，她在李大伦身后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李大伦钩心斗角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智慧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
    她在省城的圈子里有着丝毫不逊于李大伦的影响，为人活络通圆，博得了“外交夫人”的美誉。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据闻陈长于公关，尤其是情色公关，更是百发百中。
    女人不习惯于分享和探索，但是，对于财富，对外部的资源，倘若能像搬仓鼠那样一一弄回自己的小家，却人人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尤其是他们的亲属。
    成功的丈夫，是钱多到妻子花不完；成功的妻子，是找到这种丈夫。故而，对那些家有贪妻的问题官员来说，变了味的枕头风，无疑是他们加速人生堕落的重要推动力。
    翻开系统的档案，陈立华的前车之鉴并不鲜见
    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的妻子雷秀清，1948年4月9日生于常德津市，初中毕业。她一边在单位的友善捐款中哭穷，一边拿出310万元替儿子在北京购买两套商品房。自2002年12月彭晋镛被查后，她将保管的现金、存款凭证和贵重物品转移给亲戚，同时通知儿子彭贤军将北京房产的凭证寄给在英国留学的二女彭贤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落马”后，妻子李芝在高墙铁窗内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审讯笔录中写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家。我从 贤内助 到 贪内助 ，都是私欲膨胀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正直的好干部，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他一定会功德圆满隐退。烧一辈子香临头吃碗狗肉，我愧对党的培养、愧对亲人、愧对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妇德。”
    朱金武掌握湖南唯一具有国资背景的华天系后，将妻子卢晓凤从常德老家调到长沙，安排在简建军负责的会计师事务所打工。她伙同简建军炒股而身陷泥潭。随后查证的朱金武12次受贿中，有11次是经手卢晓凤接收的。她的检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私企打工，政治学习几乎为零。对社会上流行的 你为别人办了事，没有好处，没有谁会相信你 等错误观点也反感过。但由于放松了思想这根弦，慢慢接受了这些观点，以致犯下严重错误。”
    陈立华也具备这三名女性同乡的特征：早年出身贫寒，学历不高，原来彰显朴素和大方的良好形象，在子女教育及钱权欲望面前丧失殆尽。尤其是她们之间形成攀比之风后，腐化之路呈加速度前行。
    2001年退休赋闲下来后，陈立华经常前往郴州打牌。作为掮客的邢立新源源不断地给她介绍牌友。那些意欲攀上李大伦的党政干部或民营老板，甘愿将这名半老徐娘视为女神。
    “以李大伦的行事风格，他一向隐藏得比较深，尤其在2002年以后，涉及工程和人事方面的事情一般交给老婆或儿子打点。”郴州市委一名退休官员说。
    案发后，陈立华夫妇交代的贿赂款共计1325万元，已落实经陈立华之手的近半数，涉及10余名党政干部及民营老板。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邢立新介绍所获。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奉献着的女人，而一个腐败男人的背后也常常伴随着一个贪婪的女人。正如李大伦在监狱中向组织坦陈：“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045
    1872年8月12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少年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当他们以“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身份首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对着他们大叫：“看，中国女孩！”
    130多年的风雨沧桑，并没有改变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好奇。有所不同的是，如今的洋人好奇中国留学生为何如此富有。
    郴州已落马的五名高官，无一例外地都将自己的子女送至国外读书。这一代贪官都已年近六旬，他们苦难的童年和特殊的背景决定了仕途已接近巅峰，所以他们寄望于下一代能融入更主流的群体。于是，“权眷”成为共和国一个特权阶层，享用着其他公民无可企及的权力与财富。
    2004年12月25日起，李大伦率团对加拿大进行了为期9天的考察。他依次拜访了数家能源企业，并就石墨、煤层气等项目进行洽谈。当然，如此长时间的考察，更重要的任务还是看望他正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李锐，并为他提供足够挥霍的资金。
    在李大伦开出的一份高达3200万元的家庭财产清单中，就有两成属于他不学无术的儿子。2005年下半年，李锐选择了归国。但他和那个同时留学的妻子，至今还在加拿大拥有不动产，以及一辆顶级跑车。
    在赖昌星案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后，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实施了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他们加大了审核力度，尤其是针对国家政府干部和国有企业官员的经济情况。
    不过，熟谙此道的一名郴州官员说，李大伦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由于他所考察的项目涉及一些政府采购，通过暗箱操作实际上能得到巨额回扣或名正言顺地获取佣金。这些资金并不转到中国，而是由对方直接存入当地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最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等方式作为交易。
    曾服务过李锐的一名人士说，李锐在北京拥有多处房产。每次在首机机场接他时，飞机准时降落后个把钟头，才能看到他推着一大车行李出来。李锐坐的是头等舱，因为“那里对行李的限量要宽松很多”。在往返于中加航班的头等舱内，他认识了一大帮来自湖南的孩子。在加拿大期间，他甚至不大讲英语，也不用讲普通话，说的都是地道的常德话或长沙话。
    雷渊利的儿子雷军曾留学英国伦敦。他的老婆经常向大家吹嘘，自己如何在国外过着陪读生活，如何疯狂购物。由于言语不通，她被迫归国。但儿子长期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她每天准时从中国打越洋电话过来，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据说，雷军现在还离不了每天早晨的电话铃声。
    系统名贪胡长清也玩过类似的伎俩。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及因私出国护照。先是准备送孩子留学，妻子陪读，没办成又筹划让他们办投资移民。自己则把假护照揣在身上，准备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出走。
    从一批批被曝光的贪污受贿案件中，人们能隐约听到主犯的子女妻室留学或移民海外的残言碎语。但很快，它们又在民众的观望中销声匿迹。
    持续暴涨的数据能提供一些洞察真相的线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间，每年的“储蓄增加额”成倍翻涨。以1999年为例，定期数值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至90％，但2001年新增居民储蓄已超过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若按2001年的工资折算，这意味着当年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还陡增3000亿元资金，这笔相当于当年全国教育总经费的天量资金存进了银行。
    到了2002年，工资总额1.2万亿元，但居民储蓄猛增至1.5万亿元。此时，已有学者提出唯一合理的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普通民间实际难有除工薪之外的其他收入，而官吏的非法收入或灰色收入成了这个储蓄资金猛增的实际渠道。

    有华文报章略带感情色彩地披露，许多中国留学生兜里揣着大把的钱去美国开洋荤。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一些“孤儿寡母”竟能一次性实现现金交易。这使只能靠30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对于这帮买豪宅、开大奔甚至林肯的中国留学生，美国的当地媒体戏称为“大陆阔少”。
    一位驻美的中国记者这样描述：“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矶机场，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最为繁忙。 源源不断的留学生，再也不是20年前那种囊中羞涩、手里攥着几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样了。他们出手大方得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
    留学纳入到资本外逃的渠道之后，还没有人估算过这一渠道流失的“肥水”有多少。更不清楚，郴州贪官的子嗣对这一数据的增长做了多大的贡献。
    “三玩市长”雷渊利自称，如果细数郴州的贪官，他自己只能排第12名。这意味着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特权家庭，实际早已对郴州资源进行了阶段性瓜分。
    特权家庭榨取财富的渠道主要如下：
    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其中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或中间人为本地高干亲属。
    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价格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 300％。
    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走私、逃税。
    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账的主要因素之一。
    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进行。
    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势，从中获利。
    从郴州这个内陆之地的现状看，操控国土资源、霸占大型工程等，仍是最传统的“创富模式”。而放至沿海及特大型城市，其他方式则已成主导。
    问题其实变得很简单，也就是那么几十个或数百个特权家庭，由当权者或离任者，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一个有亲有疏的关系网，他们之间并不共存于一个紧密联系、边界清楚的小集团，更像是分属数个权钱交易网络，彼此间有阡陌沟通，时常以特定关键人物为载体，实现权钱交易的利益共沾。
    若非反腐风暴降临，这种权钱交易寻租网的共生、勾连与延展将会长此延续。煊赫其间的官场显贵、国企高管、资本玩家，或是身居高位，或是当路要津，又或长袖善舞。
    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于是，近500万郴州人民，都成了这些集团的人质。

    第二十一章　文人当道
    046
    李大伦被抄家那天，门口被看客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市委大院里的一栋联排别墅，隔路可见一池清水，两旁林叶茂盛，白鸟轻飞。
    门牌标号001，这是专属市委书记的宅邸。在市委大院，随处可见“一把手”的烙印。李大伦的办公室，位于市委一号楼；那辆奥迪坐骑，是一号车。私下里，李大伦被人戏称为“郴州一号”。
    这是共和国每个地市的一道风景，也是中国的一大国情。戏剧性的结尾是，连李大伦被正式“双规”的那天也是一号 2006年6月1日。
    抄家发生在更早些的5月24日，省纪委先控制了李大伦、陈立华夫妇，并将其子李锐从北京押解至湖南长沙。然后派出专案组和两名木匠，从当日傍晚一直忙到凌晨1点。
    每清理出一件物品，木匠都用胶木板订成的盒子装好。家具及日常品不算，仅贵重物品一共800多件，这是记载于省纪委调查报告上的数字。一块寿山石太重了，四个人也无法抬动，留给专案组一个金字塔般神秘的问号。
    门口的那些围观者更是目不暇接。若非亲眼所见，他们至死也不相信在这个略显贫穷的地级市里，自己的父母官竟然如此富足。
    原来配备的两辆轿车已装满，专案组只得临时借了一辆大货车，连夜将物品押解回去。不幸的是，大货车在途中因超重而爆胎。
    2006年8月底，我有幸从湖南省委获得了李大伦案的初查报告，它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共同完成于7月4日，结果是：李大伦家庭存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李大伦、陈立华夫妇交代，共收受贿赂1325万元。另有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当中。
    另一个尚且模糊的线索是，李锐借留学加拿大之名向境外转移的资金无法掌握。
    在此前的6月19日上午，省委派员在郴州召开全市县处级干部通报会，针对李大伦案的表态是“四个特别”：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作案手段特别狡猾，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案件性质特别严重。
    郴州市委领导班子被集体谈话 这是一种仅次于“双规”的党内处理措施。特派员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至6月29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面对络绎不绝的官员，自首时间不得不顺延到7月5日。
    循此线索，最终牵出的是一个集体腐败的窝案。省纪委的报告称，因李大伦收受巨额贿赂而被牵连的当地党政干部多达158人。这显然创造了国内腐败窝案的一个新纪录。
    有看客笑着描述李大伦的权力：在台上时，他的权力很大，让谁上谁上；被查办后，他的权力同样不小，让谁下谁下。
    查还是不查？继续向下还是转头向上？这是困扰专案组的一个难题。
    047
    市委大院连贯苏仙岭山麓，四季苍翠葱茏，自诩为“官员作家”的李大伦喜欢傍晚散步，吟诗作对。
    这里是中国道家第十八福地，得名于苏耽登仙的故事。宋代诗人秦观被贬到郴州后，写了一首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后经苏东坡作跋、米芾书写，被誉为中国十大“三绝碑”之首。
    李大伦显然也想留个印迹，借“三绝碑”扬万世之名。他主导修了两栋足以阉割民族文化的建筑：一是附和诗意建了一个现代版的“郴州旅舍”；二是报废破旧的道观，新修一座和尚庙。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神像向来被尊为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封建社会虽已挺尸百年，但许多事实表明，那些尸骸早已化灰的死皇帝，至今仍令许多人崇拜 尤其是官场中人，不仅将他们的崇拜之心溢于言表，而且还借助权力付诸行动，过把干瘾。

    对李大伦而言，他的权威正是授以神像衬托。所以在和尚庙里，因他的“善举”，他本人迅速获得了等同神灵的尊重。由于他的名字与诸佛并列于此，且形象极其高大，自然香火不断 前往焚香跑拜者，是如此虔诚 他们并非佛教徒，而是已在红道畅行多年的官场人士。
    2003年，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走过苏仙岭，很不客气地批评：“不遵循寺庙建筑规制，怎么看都像一座宾馆，大而无当。”
    在看了全盘西化的兴隆步行街后，他再次愤怒地大骂建设者和设计者 李大伦和他的同乡张锡明。
    但这并不伤害李大伦的虚假文人气质。实际上，这名自命不凡的才子，横溢的不只是才华，还有腰间的脂肪！矮个子，黑皮肤，外着青夹克内衬白衫衣，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片背后，他总用狐疑的眼光对视人，像个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散步的人忽然看到了蛇。
    李大伦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这里曾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闻名于世。他初入仕途正是源于“笔杆子”美名，从人民公社一路摸爬滚打，到任常德临澧县长、县委书记，然后便是湘西自治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州委书记 那里曾是前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故乡。
    好的制度能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好的文化能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现在看来，这“两好”都不存在于李大伦晋升的旅途中。
    在官至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办主任时，李大伦无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这期间，童年的苦难和荒谬，不断翻新为李大伦笔下的文字。他时常沉醉于这种浪漫的怀旧情结中，以显示对“三农”的眷恋。
    一名湖南作家认为李大伦“风雅有才情”，在喜思考、勤动笔这两点上，一般官僚确实很难比肩。他的文章多为旅途之中，工作之余所做。除表达“多少人情似故乡”的生活感悟，更多是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1999年2月，49岁的李大伦入主郴州。他写的美文《感受郴州》，热力迸射，一连用了“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个排比段式，表示“唯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
    渴望再建功业的冲动，似乎在这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官员心中迅速膨胀。
    李大伦似乎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了汉语道德的依据。汉语道德与根本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不同在于，它只是一套说辞，一套宽解自己与他人的话语。他所钟爱的儒家文化，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最好的驭民智慧，是不可一世的统治密码，是独断专行的魔鬼咒语。
    他以《下乡纪行》为题写了一组散文，如《过田庄》写道：“在葱茏茏、葳蕤蕤的山坳平地上，田园诗般地填放着数十栋青砖碧瓦房，这便是汝城县田庄村。也许是生在农村的缘故，下乡于我而言，既是一种工作的调研，又是一次精神的回归。”
    主政郴州期间，他的个人诗集《岁月如诗》几乎从不离手，逢人谈得来便会赠上一册。他还出版过一本颇有争议的《大伦书法作品集》，摊派到各单位获得13.5万元购书款。

    在郴州官场，他有着“霸道”的名声，“每开会必骂人，只不过没有脏话”。有两次他处理低级别官员，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瞌睡和写错字。当地一位教授在其落马后写了篇文章，文中算出仅仅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就有错字33个。
    这位教授同时写道，李大伦的书法“形如墨猪”。不过，自视甚高的李大伦本人显然不会这么看。
    就在雷渊利被“双规”的消息见诸《郴州日报》的当天，李大伦还特意在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难得清醒》。他自言独爱《爱莲说》，尤其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更是时常引用以自勉，而今看来却是另一番滋味。
    利用权力制造如此众多的垃圾读本，实是浪费别人的时间，而费时之罪不亚于图财害命，除非你的文字是留着自杀用的。
    市委大院连贯苏仙岭山麓，四季苍翠葱茏，自诩为“官员作家”的李大伦喜欢傍晚散步，吟诗作对。
    这里是中国道家第十八福地，得名于苏耽登仙的故事。宋代诗人秦观被贬到郴州后，写了一首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后经苏东坡作跋、米芾书写，被誉为中国十大“三绝碑”之首。
    李大伦显然也想留个印迹，借“三绝碑”扬万世之名。他主导修了两栋足以阉割民族文化的建筑：一是附和诗意建了一个现代版的“郴州旅舍”；二是报废破旧的道观，新修一座和尚庙。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神像向来被尊为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封建社会虽已挺尸百年，但许多事实表明，那些尸骸早已化灰的死皇帝，至今仍令许多人崇拜 尤其是官场中人，不仅将他们的崇拜之心溢于言表，而且还借助权力付诸行动，过把干瘾。
    对李大伦而言，他的权威正是授以神像衬托。所以在和尚庙里，因他的“善举”，他本人迅速获得了等同神灵的尊重。由于他的名字与诸佛并列于此，且形象极其高大，自然香火不断 前往焚香跑拜者，是如此虔诚 他们并非佛教徒，而是已在红道畅行多年的官场人士。
    2003年，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走过苏仙岭，很不客气地批评：“不遵循寺庙建筑规制，怎么看都像一座宾馆，大而无当。”
    在看了全盘西化的兴隆步行街后，他再次愤怒地大骂建设者和设计者 李大伦和他的同乡张锡明。
    但这并不伤害李大伦的虚假文人气质。实际上，这名自命不凡的才子，横溢的不只是才华，还有腰间的脂肪！矮个子，黑皮肤，外着青夹克内衬白衫衣，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片背后，他总用狐疑的眼光对视人，像个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散步的人忽然看到了蛇。
    李大伦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这里曾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闻名于世。他初入仕途正是源于“笔杆子”美名，从人民公社一路摸爬滚打，到任常德临澧县长、县委书记，然后便是湘西自治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州委书记 那里曾是前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故乡。
    好的制度能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好的文化能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现在看来，这“两好”都不存在于李大伦晋升的旅途中。

    在官至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办主任时，李大伦无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这期间，童年的苦难和荒谬，不断翻新为李大伦笔下的文字。他时常沉醉于这种浪漫的怀旧情结中，以显示对“三农”的眷恋。
    一名湖南作家认为李大伦“风雅有才情”，在喜思考、勤动笔这两点上，一般官僚确实很难比肩。他的文章多为旅途之中，工作之余所做。除表达“多少人情似故乡”的生活感悟，更多是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1999年2月，49岁的李大伦入主郴州。他写的美文《感受郴州》，热力迸射，一连用了“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个排比段式，表示“唯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
    渴望再建功业的冲动，似乎在这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官员心中迅速膨胀。
    李大伦似乎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了汉语道德的依据。汉语道德与根本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不同在于，它只是一套说辞，一套宽解自己与他人的话语。他所钟爱的儒家文化，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最好的驭民智慧，是不可一世的统治密码，是独断专行的魔鬼咒语。
    他以《下乡纪行》为题写了一组散文，如《过田庄》写道：“在葱茏茏、葳蕤蕤的山坳平地上，田园诗般地填放着数十栋青砖碧瓦房，这便是汝城县田庄村。也许是生在农村的缘故，下乡于我而言，既是一种工作的调研，又是一次精神的回归。”
    主政郴州期间，他的个人诗集《岁月如诗》几乎从不离手，逢人谈得来便会赠上一册。他还出版过一本颇有争议的《大伦书法作品集》，摊派到各单位获得13.5万元购书款。
    在郴州官场，他有着“霸道”的名声，“每开会必骂人，只不过没有脏话”。有两次他处理低级别官员，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瞌睡和写错字。当地一位教授在其落马后写了篇文章，文中算出仅仅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就有错字33个。
    这位教授同时写道，李大伦的书法“形如墨猪”。不过，自视甚高的李大伦本人显然不会这么看。
    就在雷渊利被“双规”的消息见诸《郴州日报》的当天，李大伦还特意在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难得清醒》。他自言独爱《爱莲说》，尤其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更是时常引用以自勉，而今看来却是另一番滋味。
    利用权力制造如此众多的垃圾读本，实是浪费别人的时间，而费时之罪不亚于图财害命，除非你的文字是留着自杀用的。

    第二十二章　人鬼之间
    048
    “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谁不顾发展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
    还记得这些口号吗？他就是时任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喊出来的。标语并没有落款，但是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政府的杰作，体现着李大伦权柄的威力。
    文人出身的李大伦，翻版了慈禧的名言 “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巧合的是，老佛爷的“不痛快”恰恰也是拆迁问题 颐和园的拆建差了1000多万两银子，要么从简她的六十大寿，要么挪用北洋水师的军饷。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北洋水师一败涂地。
    都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已被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框定，缺乏幽默感，李氏的杰作应是明证。不过，作为一方父母官，李大伦若在大款富商的请柬上如此批示，可谓幽默，但对含冤上访无门的百姓如此呵斥，未免太过于残忍。正如卓别林解释喜剧与悲剧的区别 从楼上扔下一块冰，落在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衣领里，那是喜剧；若打到一个饥寒交迫瑟瑟发抖的乞丐身上，那就是悲剧。
    政府可以如此无所顾忌地占用和污染公共空间，倘若你是一个普通个体，哪怕只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贴点售房信息，也会被称为非法张贴的“牛皮癣”。而事实上，城市里最大的污染和危害，并不是那些卑微的小广告，而是这些傲慢的标语。那些小广告也许不够规范，甚至设置了一些骗局，但是相比之下，这些公然羞辱和恐吓公民的标语口号，对文明规则和城市形象的败坏要严重得多。
    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年古训，得以遗传至今。
    从2000年4月至次年9月，李大伦主政郴州的理念发生变化，这体现在他文章的主题上 由“三农”转至城建。
    他在《强化经营城市理念，广辟城建资金来源》一文中，提到了“经营城市”，走出一条以城建城、以城兴城、以城扩城的城建市场化之路。
    又如《加快扩容提质步伐，努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一文，他进一步提出可以从加大土地聚资力度、加大城市资产有偿使用力度、加大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等几方面着手。
    李大伦的第一战就是五岭广场。这是迄今为止中南地区最大的广场，占地205亩。湖北省十堰市发改委派考察团调研后发现，耗资8000多万元的五岭广场，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广场建设开工伊始，原来只有不到10万元／亩的周边地价便节节攀升。还在动工阶段，第一批20余亩土地以每亩45万元的价格协议出让；其后又分别以每亩50万元和68万元的地价出让了两宗土地，成功地筹集了2000多万元启动和周转资金；广场竣工后，每亩定价70万元，也成了抢手货。
    湖北十堰市考察团在专项报道中称，郴州自1995年撤地建市以来，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总投入7.9亿元，其中财政投入建设资金仅为1.36亿元，其余6.54亿元均为经营城市。“由此可见，庞大的城建实物形态资产本身就是一座金矿，迫切需要开采、经营，以更多地转化成价值形态和货币形态。”
    但2003年10月，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院士考察五岭广场后，认为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城建如此大的广场，对土地资源和财力的浪费令人心疼！
    责难声毫不影响李大伦的兴致。也正是从染指五岭广场开始，初尝政绩的李大伦及其统治的郴州犹如注入了兴奋剂，沉迷于纵横捭阖的城市建设，在新领域开疆拓土的雄心与胆色也愈发豪壮。也从这开始，郴州似乎翻开了不祥的塔罗牌：一面是繁荣和利润，另一面则是腐败和混乱。
    在退休前，瞿龙彬作为郴州市副市长与李大伦共事。他对李大伦在一次会议上的口号印象深刻：“悠悠万世，唯有项目最大。”

    这句被李大伦反复强调的经典，成为官员倒背如流的语录。下属官员们渐渐投其所好，使得郴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貌：广场奢华巨大，经典建筑的仿制品甚多。
    市委一名官员说，李大伦的生活圈子很奇特，除了老板和要害部门的头头，很多处级干部他都不认识。他的办公地点并不在市委大院，而是在大工程的现场，或者是省城长沙。前者是为企业主服务，后者是对上跑关系。
    2003年10月14日的《郴州日报》，报道了李大伦在雷渊利陪同下“实地调研”城市广场、兴隆步行街等项目，他在现场强调要给外商更优惠的政策，要定人限时解决业主的问题等。后来的调查证实，李大伦、雷渊利与这些项目存在着巨额利益往来。
    在“嘉禾拆迁事件”曝光之前的2004年2月2日，国家信访局将来自郴州的两起案件通报给湖南：
    其一，郴州嘉禾县城关镇北街陆水德等5人来访反映，自1983年以来该村的耕地被全部征用，县政府至今拖欠该村征地款267万元，村民只得在农贸市场做一些小生意以维持生活。2003年7月，县政府为建珠泉商贸城，又将他们的个体摊位强行拆除，致使他们再次失去生活来源。
    其二，郴州宜章城关镇建设村李娜等10人来访反映，2003年3月该县以改造玉溪河为由，决定对居住在玉溪河南岸的80多户居民房屋进行拆迁，由于补偿标准偏低受到住户抵制，引发集体事件。
    2004年2月7日，时任省委书记杨正午就此批示，要求李大伦“督促其逐一核实，解决、处置”。当月29日，湖南省信访局向李大伦下发了《关于落实杨正午同志批示的函》。
    两个月后，陆水德由于这次上访被关押一个多月。同时被押的李会明夫妇的那栋小洋楼，在4月21日遭遇强制拆迁。在宜章的拆迁项目中，实施了比嘉禾“四包、两停”更霸道的株连政策，即除了对在职人员停职停薪，还停发了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两个项目，都与雷渊利和李大伦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省委书记的批示如此置若罔闻，不知高墙之内的李大伦是否后悔。
    049
    人们最“看不懂”的，还是李大伦的用人策略。
    从一开始，郴州的文人是受到排挤与打击的。“文人相轻”之说被李大伦无限度地放大。除非你是那些戴着绿色橄榄枝的吟唱诗人，或是一味不顾现实而高唱赞歌的所谓学者。
    从表面来看，李大伦心理素质超乎常人，他是一个善于伪装的恶魔，他的一首七律《感怀》这样写道：
    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
    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
    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
    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
    先不论此诗的平仄格律，单字面意思理解，可见其言语之荒诞和虚伪。
    在绝对权力面前，李大伦受到的唯一挑战来自媒体。2004年李树彪案发后，他在一次党政联席会上公开说：“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
    白露塘镇原党委副书记李韦群也是有名的“笔杆子”，他曾撰文批评李大伦大搞形象工程，后者派人去报社调查未果后，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筛选。结果对最有嫌疑的李韦群免去一切公职。李韦群后来为李大伦和了一首七律：

    久立潮头砺海锋，凌人豪气任谁同。
    冰山暖日消长恨，旷野寒星曳远风。
    明里为官虚政绩，暗中通道实方兄。
    吾曹不问折腰术，信有平生空复空。
    在报道黑龙江马德案时，知名专业媒体《财经》杂志刊发了研究员陆磊的长篇文章。他按经济学原理将腐败分为三个层次：流程腐败 资源配置权腐败 卖官行为。
    流程腐败基于权力部门把某个操作流程环节委托给相应官员，在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寻租行为。如李树彪利用职务之便骗得公积金贷款，可谓之“雁过拔毛”。
    资源配置权腐败则是国家或公众把某种资源配置权委托给某一类机构，该机构及其人员利用此种权力进行寻租。李树彪、雷渊利与寡头们骗贷公积金，当属此类。
    卖官行为则不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通常，公众与官员之间是委托 代理关系，公众通过某种形式选择官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卖官实际上演变为代理人对委托人权力的侵犯 卖官者把公众的委托权出售了；第二，官位之所以存在市场价格，是因为官位代表着代理权，在当前某些领域意味着具有独家垄断性的资源配置权。因而，卖官不是利用资源配置权寻租，而是直接出售资源配置权。
    从李韦群被免职来看，李大伦在组织人事方面具备事实上的一言九鼎式最终决定权，几乎不可能遭遇真正有效的事前监督和权力制衡，这种垄断权自然也直接决定了其在官市的收益权。
    这个亲小人而远君子的独夫明白一条真理，即臣下越是腐败无能，就越不敢对主上存有异心，越不可能挑战其寡权地位，危险的想法往往属于能人。
    《中国新闻周刊》率先报道了李大伦落马的消息。这份创刊于1999年9月的杂志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立志打造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新闻周刊。它的记者王刚在郴州听到这样两个故事：
    2003年，李大伦在辖下安仁县调研工作。由于基层干部纪律比较散，李大伦在上面讲，一些人在下面讲。发言完毕，他走下台对着一名正在打哈欠的乡政法委书记大骂：“你打瞌睡吧，我现在就撤销你的一切职务。”
    还有一次，市委一名秘书在准备发言材料中打错了一个字，李大伦因此念错并当众出丑，那名秘书被无辜撤职。
    这种“一锤定音”的个人霸气和监督失灵的机制缺失，在郴州营造了一种很坏的价值导向，加剧了班子内外大面积腐化。他对郴州官场的另一伤害是，“卖官链”一旦形成，那些本来正直的官员要么选择同流合污，要么选择退出。“劣官驱逐良官”现象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在郴州采访期间，当事人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另一故事
    时任永兴县委书记的雷渊利被李大伦提拔为城建副市长，与他“搭档”多年的永兴县长谷表信被李大伦提为县委书记。但对雷知根知底的谷表信，当面向李大伦提出：“你们用雷渊利可以，但千万不能让他管城建、抓工程，那样会出大事的。”未料李大伦勃然大怒，一拍桌子：“你***管到市委头上来了。”
    这个主持了22天工作的新县委书记，最后卷着铺盖去市科技局报到。他的错，就是向李大伦多说了一句真话。
    一位官员不无苦闷地说，在郴州想做个清正廉洁的干部，会在生活中感到非常孤立。“郴州市这7年用的干部，像雷渊利之流，越腐败的人，提拔得越快。台上的实权派，很多都是群众意见很大的甚至是民怨沸腾的人。哪怕是收受巨贿被认定的，也能捞出来重新加官晋爵。”

    看懂了这一点，郴州多年来官市其实已昭然若揭了。而这个腐败网络的破裂，完全由一连串偶然事件 肖鹏金被害、李树彪涉赌、嘉禾拆迁等案件促成。这足以说明，卖官市场规模越大，利益共同体越稳固，相互掩护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很难指望通过当事人举报曝光。
    2002年，岳阳市的一名官员晋升到省里，李大伦在与同僚聊天时，主动讲述那名官员如何不如自己，给人以“怀才不遇”之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伦在一首诗中写道：“人事代谢成古今，当年培公今安在？”言语之间似有怨怼。
    “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普通郴州市民对李大伦的评价，正好应合了这个细微的变化。
    这一年被看作李大伦由“好大喜功”变为“勤政腐败”的转折点。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利用工程牟利成了其个人行为的标志。
    在案发前的“保先”教育活动中，李大伦以《我的党性分析》为题，剖析了自己七个方面的问题。新华社湖南分社副社长于磊焰以为看此文后，可以窥见他内心的起伏波澜，某些用词遣句逼近了当朝官员言语的“底线”。
    关于自律，李大伦承认比起在临澧、湘西任职时，“有些方面确实退步了。”面对“廉洁”这个最敏感的话题，他如临深渊，言辞含混而谨慎。
    他写过一首《五绝》
    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
    情感之真切细腻，让人隐隐生痛。从一个慈爱的父亲变身为千夫所指的腐败魔头，从忠实的信徒沦落至利益之囚，徘徊在“人、鬼”之间的李大伦，孰远孰近似乎不再重要。
    但是，离权力越近，离地狱也就越近。
    随着民间举报呼声日高，李大伦处心积虑盘算如何全身以退，他曾经通过北京某要害部门的乡党，试图到省委机关谋一个重要位置以求自保，有关李将调任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的消息也因此盛传。
    但这一天如此遥遥无期。

       第二十三章　流水的官
    050
    掌声响起，向力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转身面对参会代表深深鞠了一躬，慢慢抬起头来，一脸阳光。
    这是2009年2月18日，郴州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投票选举现场。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14人，因事因病请假17人，实到代表397人，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大会闭幕式在郴州市府的大礼堂举行。当会议进入人大、政府高层的增选程序，向力力被列为郴州市长的唯一候选人，他顺利当选郴州市长。
    47岁的向力力系湖南衡东人，衡东所在的湖南省衡阳市，拥有国际知名的南岳衡山风景区，并与郴州毗邻。负责组织工作的决策者认为，向力力的衡东籍贯，有利于他对湘南政情的了解。
    向力力1983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在那块红色革命土地上，他曾以学生会主席之身份结识了大量政界人物。尽管第一份工作是老家衡山县宋桥公社宣传委员，但这获得了湖南省委组织部的选派委任。这等于他的仕途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省级的标签。
    他拥有25年党龄和26年工龄，是湖南少有的手执博士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的正厅级干部。且不论这些学历的来源，拥有如此众多资本倒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风向标 至少当朝的官员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在为自己镀金。
    36岁那年，向力力进入省城长沙的副市长行列，并兼任长沙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在此之前，他由家乡的一个公社起步，一路历任共青团衡山县委副书记、衡山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衡山县白果镇副镇长、中共衡山县委办副主任。
    在相继获得中共中央党校、美国巴尔的摩大学MBA工商管理高级访问学者的“双料”进修机会后，2007年12月，向力力以长沙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之身份，晋升为湖南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他在2009年2月代理郴州市长之前，已是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这相当于湖南省政府的重要内阁成员。
    此次郴州选举进行时，主席台上的向力力身着浅灰西服，白色衬衫，平日开敞的衣襟领口，系了一条白底黑点的花纹领带。年届不惑的向力力，无框眼镜背后透着一丝精神力与学者气。
    选举没有悬念地完成。作为郴州市长唯一候选人的向力力，收获了超过300张赞成选票。
    在此前的2008年11月22日，曾紧急空降郴州并接替李大伦的葛洪元，在郴州市委书记一职上仅仅呆了两年零六个月，就再次回调省城，获提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
    葛洪元的郴州市委书记职务，被时任郴州市长戴道晋接替，于是“空降兵”向力力又代理了戴道晋的市长职务。这种频繁的人事交替，令见惯了官员动荡的郴州公民，更加感觉眼花缭乱了。
    细心者并未忽略戴道晋的履历。这个52岁的湖南常德人，与李大伦本为老乡。他们几乎同时由省城空降郴州，只是李大伦贵为市委书记，而戴道晋仅是县处级的郴州市资兴市委书记。2002年，戴道晋升任郴州市常务副市长一职，解决了他的副厅长职务，并成为厅级干部的后备人选。
    在时任郴州市长周政坤与市委书记李大伦的矛盾白热化后，2004年3月，戴道晋代替周政坤，成为郴州市市长。周政坤日后提为湖南省国资委党组书记，又与李大伦同案入狱，且为后话。
    熟稔中国组织人事工作的人士，都会惊叹于戴道晋的升迁奇迹 他以每两年一个台阶，完成了别人一个五年任期内都难企及的健步上升。
    由中央向省级，或由省级向地方空降官员的做法，近年来颇显流行。这源于已推行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干部甩开膀子、抹掉面子干工作，并根治关系型社会治理结构。但经过初期尝试和有益探索之后，如今已造成了“铁打的岗位，流水的官员”，尤其造成了官员的短视意识，而无法安心做事和长远规划。

    这个制度的另一根本性问题是，获任者只能对长官负责，而非对公民负责，它过分依赖于权力倒金字塔的重压，最终导致基础不实。
    相比河北邯郸，湖南郴州的这种人事变更的频率尚为小菜一碟。
    过去17年里，从未有一名邯郸市长能够任满五年，这一职务成了名副其实的“走马灯”。于是，邯郸“十年换八任市长”，已经成为地方政权的标志性符号。
    邯郸，这个拥有857万人口的城市，管辖着19个区县200多个乡镇5366个行政村，以及100多个部局。这些走马而过的任何一名邯郸市长，勿论数以百万计的子民，就是100多个直接关联的部局恐怕也来不及熟悉。
    2004年众多媒体曾经就“邯郸现象”进行报道，中共中央并曾就此出台专门文件规范，但邯郸人希望市长能够坐稳的愿景，再次落空。实际上，此后的历届邯郸市长，籍贯与人事资源均不在邯郸。他们八人中除一名“暗”降，先后出了四个副省级高官，其余在平调中亦有“斩获”。以邯郸为跳板的一条官场暗道，由此因地制宜地产生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如今已在地方政权内部得以复制，并招致不良后果。
    051
    2008年11月15日，省城长沙。
    天气预报说：北方有股冷空气南下。而当日，却有股“热空气”在省城上升。中共湖南省委九届五次全会上，正在对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两天后公布的拟任名单，在全国掀起一股浪潮
    团省委书记、党组书记李晖同志（女）为株洲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拟任人选；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湖南省第四批援疆工作队领队、吐鲁番地委原副书记）李世宏同志为湘潭市委委员、常委（兼县委书记）拟任人选；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彭国甫同志为岳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拟任人选；
    湖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向曙光同志为郴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拟任人选；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赵应云同志为怀化市委委员、常委（兼县委书记）拟任人选。
    上述五人均为厅级干部，其中包括两名正厅级干部，而拟任职务之一均含县委书记（处级）。
    “正厅级干部任职县委书记”，这个相差整整两级的人事交流，已突破常规。制度设计者于是在地级市的兼职中，带有“市委副书记”或“市委常委”，由此弥补其级别的落差。
    厅级干部为何去当正处级的县委书记？这个问题引起了多数人的好奇。
    “选贤任能也是革命。”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认为，要继续重视基层，把选人用人的目光更多投向基层。要大胆提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坚持把年轻干部放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放到基层和急难险重岗位去锻炼。
    这次干部任用，湖南也在全国首开先河。
    继这之后，2009年6月26日，湖南省组织部长会议在长沙召开，专题部署干部选任的系列新举措。会议指出，今后，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需按程序报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这是县委书记选拔任用程序的重大调整。
    县委书记应当任满一届，无特殊原因任期内一般不得调动，对任期未满确需调整的要说明原因。同时，从省、市机关和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选拔的干部，如无地方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一般不直接任命为县委书记。

    干部任职年龄不搞“层层递减”、“一刀切”。县委书记队伍要形成老中青梯次配合的年龄结构，要保留一批50岁以上富有经验的县委书记。要探索不同县情的县委书记考核办法，2009年要集中对全省县委书记进行一次考核。
    会议部署湖南省2009年7月至8月工作，重点抓地厅级党政正职和县（市、区）党政正职后备干部的集中调整。后备干部的数量按照党政领导班子职数正职1:2和副职1:1的比例确定，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或机关内设机构后备干部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一个背景是，这一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等走进中央党校，接受集中培训，他们将重点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县政历来就是中国治理制度的核心。省级政权在元代前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日本今天所用的“省”就是中央的“部”），元代以后成为地方政权，但其重要性仍然不如县。“虚省实县”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常态。现实却是“实省虚县”，县级政府的财、事、人三大权力都被边缘化。
    古人对县政有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天下安”。如今很少有人否认县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如果县政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整个政权就会发生危险。
    而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以郴州这样的地级市为例，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两亿元左右，再加上接待、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5亿元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就在1300亿元以上。
    有政界及学界通过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这一度引发热议。
    作为呼应，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于是经济内动力成为改革的主要驱动。
    综合权衡各方利益，取消地级市的呼声可成共识，而方案过渡或可参照如下：
    一、地级市整合直接辖区作为省直辖市，市辖区为县处级，省辖市在过渡期间为地厅级，今后逐步变更。
    二、省直辖市（原地级市）不再管理县，原县级市变更为县，不再称市。县市都直接对省负责，每个省的县适当合并，建立大县。
    三、县市级实行地方自治，县市行政首长、人大代表直选，经济权全部下放。县市行政部门（不含强力部门）的设立由直选后的人大负责确定，但公务员考试由省统一组织，财政拨款权改置人大。
    四、省在改革后不再承担经济功能，只负担组织县市的公共事务，如公务员考试、生态农田保护、区域安全、社会保障和高等教育发展（基础教育由国家负责）。

    当然，消除地级市的“省管县制度”，虽然是对县级经济的一次重视，但是这个政策显然还不够 如果仅仅只是在生产上加以强化，而非在分配上给予激励，改革的步伐将难以推进。
    以分税制为起点，中国财政重心已向中央倾斜，而作为农村经济第一线的县级经济要得到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央财政转移 省级、地市级均成了这种财政转移的“拦路虎”。税收财政过分集权、县级经济发展缺乏资金和动力的现状，必然需要通过经济分权解决，而不能仅仅通过财政转移，因为财政转移强调的是二次分配，而不是生产。
    郴州出现的县政危机，实际上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来改造。县政改革可以是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起点，并且是一个最理想的也是最具操作性的起点。
    于上，高层民主尤其是接班人问题的党内民主，近年来已有实质性的进步，但再难自上而下推行。于下，基层村级民主实施20多年，天花板效应已致其不可能往上推进，乡镇改革的试点亦证明不可能大规模地扩展。
    在基层民主不能上移，高层党内民主不能下行的尴尬夹层中，不能忽略一种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它是源于基层的涌动，几千年来如同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而县政改革，正是有待重点开发的中国政改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中国现存的县政关系社会，论规模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这个由族群、裙带、私交、系统等交叉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由于受到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其生长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必将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因素。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会走到尽头 如同滑地的石头，越走越慢。
    湖南尝试的县政变革，实为明证，但步伐太小，未从根本上改变干部只入不出、只上不下的人事交流机制，更未实现职业政治家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分割与离隔。